美国目前经济形势特点
金融危机仍在深化
国研网：卢教授，您一直在做开放宏观经济的研究，您认为目前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否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卢锋：2006年，美国房地产次贷违约率就已经不断上升，出现“山雨欲来”局面。到了2007年4月，曾为全美第二大次贷公司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破产。2007年7月贝尔斯登两支次级债基金停盘并引发大量类似基金评级大幅下调为标志，美国次贷-次债危机爆发，在华尔街这个全球金融心脏地带发起第一波冲击。2008年3月贝尔斯登轰然倒塌后，美国政府加大紧急救助力度，危机态势在随后几个月略显平缓。2008年8-9月形势逆转：以“两房”被接管、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并购、大摩和高盛放弃独立投行身份为标志，美国次贷-次债危机第二轮冲击来临并在欧洲等国引发连锁效应，美国次贷-次债危机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对于不断恶化的金融和经济形势，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美联储在2007年8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资金紧缺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如定期拍卖工具（TAF）提供贴现融资，接受投资级债券作抵押品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等；二是建立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TARP)基金，对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或收购金融机构流动性差和风险高资产，试图解决偿付能力问题；三是提供产业救助和刺激经济。如为通用和克莱斯勒提供贷款。在空前力度的救助措施下，过去几个月没有出现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事件，金融形势表面看似初步企稳。但从三个方面来看，目前金融危机仍在深化，仍面临第三波冲击的风险。
一是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低，但各类利差居高不下，说明投资者仍被避险情绪笼罩，市流动性高度紧张。
（TED spread，即三个月期的美元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三个月期的美国国债利率之间的利差，主要用来反映市场中的总体信贷状况。泰德利差越大，市场中的资金状况就越紧张。）
二是美国房地产价格仍在下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2009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预算和经济展望（2009-2019）》认为，房价虽已大幅下跌，但由于仍有过多存货，房价今年仍在下降并处于向长期趋势回归的过程中。我在年初的时候曾到纽约政界、学界和商界等各类机构进行走访，分析人士大都认为纽约房价还要下跌20%-40%；
三是经济严重衰退反过来给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带来新的压力，消费信贷和商业地产贷款坏账增加可能导致银行大范围倒闭。
实体经济衰退严重
国研网：我们知道，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是互为依托的，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实体经济的现状。
卢锋：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也陷入衰退之中。2008年最后两个季度，美国GDP环比分别下降了0.5%和3.8%。失业率从2006年底4.4%上升到目前的超过7%。依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专门委员会的评估，美国经济从2007年就已进入衰退。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2009年负增长2.2%，2010年增长1.5%。衰退持续19个月，超过1973—1974年和1981—1982年的两次衰退，成为二战后持续最长的危机！失业率也将从2006年底的4.4%上升到2010年的9.6%，接近10%。
解析奥巴马新政
国研网：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着手制定并颁布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力求尽可能快地提振美国经济。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专家说这只是“无畏的希望”，您对奥巴马新政的看法是怎样的？
卢锋：在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实体经济全面衰退的双重打击面前，新任总统奥巴马宣称要锐意变革以“再造美国”。从目前的情势看，奥巴马新政大致会围绕“整肃金融、刺激经济、长考财政、护卫美元”这四大主轴来展开。
整肃金融
我们知道，银行坏账可能导致大范围银行倒闭，流动性紧张将导致企业和个人贷款困难。针对这两大难题，美国前一段曾讨论借鉴上世纪80年代末应对储贷(S&L)危机时所实行的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模式，即通过建立坏账银行和综合银行来剥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不过，由于担心银行坏账规模太大，另外也由于对剥离资产不可避免涉及定价难题，所以美国政府目前还没有采取这种独自兜底处理的措施。
2月10日美财长盖特纳推出《金融稳定计划(financial stability plan：FSP)》，对两大紧急难题提出“两个1万亿”的应对方案。一是通过政府与私人资本合作设立一只基金，剥离并处理银行坏账问题。计划该基金启动时规模5000亿美元，视效果可扩大到1万亿美元；二是将美联储向信用卡、教育、汽车和小企业贷款的规模从此前上限的2000亿美元扩大到1万亿美元。但华尔街对这两项举措并不看好，盖特纳甚至引来了“志大才疏”之类的负面评论。由此可见，如何“止血”仍是金融新政的急务。
“止血阶段”过后奥巴马政府将重视整治金融系统。虽然里根改革后一段时期，美国体制演变大势侧重在放松管制，然而如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指出，民主社会中事件和观念影响政策选择……如同病人经历过心脏病袭击后改变运动方式一样，近来变化使得新政府可能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政策。
在危机的紧急阶段过去后，美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政策和体制调整会突出一个“管”字。管什么和怎么管将构成奥巴马新政的看点。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观察加以推测。
一是管激励机制。例如在房地产次贷的“发贷—转移(origin and distribute)”模式下，最可能识别风险的房贷首发机构没有动机控制风险，证券化终端产品的投资方虽有动机判断风险但却面临识别障碍，显然存在激励机制不兼容问题。如何引入必要的监管以防范激励机制扭曲所造成的危害，应是未来改进监管的重点之一。
二是管高管薪酬。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高管薪酬一般被认为是市场机制和企业内部决策的问题，然而这次危机中，部分金融机构的高管所获取的天价薪酬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这些动向能否显著改变美国的传统商业伦理，并在高级企业人才“定价”机制上引入某些管制因素，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是管经营方式。过去一段时期，美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出现了一系列扩张过度和低估风险的问题，表现为金融机构的杠杠率过高，无需首付、利率可变的“忽悠贷款”(teasing loans)在相当范围内流行，华尔街机构过于夸大证券化功能，过于夸大技术模型在证券定价和交易过程中的功能等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加强监管的切入点。
四是管组织架构。一国的金融组织架构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环境中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逐步形成的，危机冲击提出的教训会通过后续调整加以补救。例如“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简称)这类承担政策性目标的机构，其设立及运作方式对房地产市场的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对整个金融组织架构的调整。
五是管货币政策。经验证据显示本世纪初美联储货币政策失当与房地产泡沫存在显著联系。检讨美联储货币政策涉及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核心通胀”概念的操作含义？如何评估货币政策在处理资产泡沫问题上“非事先干预”的传统主流立场？对这些问题的检讨可能会派生出某些具体的调整措施。
刺激经济
2月15日，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奥巴马政府希望由此创造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促使美国经济复苏。这也是决定“再造美国”口号成败的关键经济举措！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减税2860亿美元，约占总计划的三分之一，我估计其中九成减税是针对家庭而言的，企业减税额度只占其中的较小部分。
另外占总计划三分之二的支出是直接支出或税制支出(direct spending)和专项拨款支出(appropriations, discretionary spending)。直接支出或税制支出主要包括税收返还、对州政府转移支付等；专项拨款支出占比最高，其中四笔专项拨款的额度超过500亿美元，是奥巴马刺激经济计划的重中之重。如能源和水资源发展(Energy and water development)508亿美元，其中“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168亿美元，能源研发担保贷款和其他能源项目284亿美元；对劳工、卫生、人类服务和教育以及相关部门拨款726亿美元；运输、住房和城市发展共617亿美元，其中包括高速公路建设275亿美元以及其他运输投资206亿美元；州财政稳定基金(State fiscal stabilization fund)536亿美元。如果再加上“直接支出”中州财政救助项目900亿美元，稳定州政府财政是该支出计划中获资助最高的一项。这14项专项拨款支出总额高达3100多亿美元，最能体现奥巴马新政能动性的战略意图！
美国的这个振兴计划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消费刺激仍占主导地位。虽然有分析人士认为不能依靠刺激消费启动经济，但在资金分配中消费仍占大头。2000多亿美元减税意在支持消费。对州政府“财政平衡”和“财政纾困”支出总额超过1400亿美元，较大部分会用于保留地方政府雇员、维持基础公共服务等消费相关项目。另有近600亿美元的“失业和最困难家庭救助”。整体看消费相关投入占整个资金盘子的一半以上。
二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近500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以及隧道、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其中高速公路得到了275亿美元，铁路投资(Amtrak，高速和城际铁路)93亿美元。另外投资140亿美元用于“公共房屋基金和其他住房补贴计划”。
三是新能源为主攻领域的新科技投入虽低于预期力度，但仍构成奥巴马新政的最大特色。这方面直接预算规模大约为450亿美元左右，重点包括高效电池、电网改造、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考虑相关投资约有500亿-700亿美元。新科技领域投资还包括72亿美元的宽带系统投资，100亿美元的生物医药研究投资，20亿美元追加科研投资主要分布在航天、海洋和大气领域。这些投资的成效在很大程度影响着美国重占全球经济制高点战略目标的实现。
国研网：看来，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努力提振消费，一方面也在试图调整经济结构，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这一做法?
卢锋：扩大短期总需求是希望通过刺激消费、扩大投资推动美国经济走出经济衰退；而调整产业结构是希望通过投资启动关键领域技术和产业突破，创造开放环境下美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新产能，重占全球经济制高点！这两个目标实现对整个计划成功缺一不可！
依据经济学标准理论，应对经济衰退的传统需求管理政策，通常从减税刺激消费和政府扩大投资两方面入手。但是美国本次危机的特点在于，此前美国的总消费过度是危机根源之一。所以有意见认为，这次不能指望消费增长来刺激经济了，因此政府投资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
进一步观察，由于这次危机兼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点，投资也被赋予了提振总需求和打造新产业结构的双重目标。面对经济的严重衰退形势，提振总需求无疑是经济刺激方案的首要任务。奥巴马政府能否通过几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带动私营部门的投资跟进，鼓励老百姓在充实必要储蓄的基础上增加消费，从而较快解决总需求疲软的问题，是检验刺激计划成效的第一重挑战。
从美国立场看，投资计划重视结构调整目标应属明智之举，把技术产业突破领域锁定在新能源和环保等部门也自有道理。然而根本限制条件在于，技术突破会最先在哪个前沿领域发生？突破性技术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从技术转化为产业并启动新产业变革需要多久？这些都是未知的问题，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事先也难以预测。通过政府大笔投资来予以推动的方式本质上是具有演化属性的历史进程，这是哈耶克定义的“知识上的冒险”。 在以“产品内分工”为特点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美国要想维持其领先国和霸主国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这样来定义其任务和问题。这是理解美国经济困境的深层根源及其未来演变逻辑的关键。
美国在1963年实行了806.30和807.30两组税则号，通过“生产分享项目”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向海外转移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和环节。上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经验也说明，如果全球技术和产业处于活跃演变期，美国在科技前沿研发、资本市场、企业体制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会得到较好发挥，能够帮助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同时，这一增长机制也要求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把某些产品以及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某些生产工序、环节与活动向海外转移和发包，这为新兴国家承接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工序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由此推动的南北合作互动，就构成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全新微观基础。这一发展模式提升了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联度和整合度，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
这次危机的教训显示，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的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的状态，如果美国作为领先国家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的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某种“便宜行事”的心态试图仅凭花样翻新的衍生品“创新”来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长考财政
国研网：长期以来，美国财政赤字的巨大规模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奥巴马新政的投入又如此巨大，您认为这将给美国财政带来怎样的影响？
卢锋：布什总统当政八年大手花钱，加上近来应对危机耗费财力，目前美国面临严重财政困境。由于危机持续时间尚不确定，振兴计划前景不容乐观，加上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加大社保支出等原因，财政压力构成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和政策选择的关键约束因素。长考财政将是制约奥巴马和美国未来领导人施政的挑战性议程。
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财政赤字在2003-2005年增长到3000亿-4000亿美元空前规模，债务率超过60%，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2006年出版的《I.O.U.S.A》一书中，作者尖锐地指出多重赤字将拖垮美国。这次危机救助使美国债务总额2008年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总债务占GDP的比率达到了70.2%，创二战后的最高值。2009年预测美国的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考虑复苏计划的额外支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布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赤字率达12.3%的空前水平。
美国应对财政困境前景的关键取决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效果如何？二是美国人口变动等长期结构性因素影响如何？CBO不久前提供报告给出了一种乐观预测，认为美国财政赤字2009年达到峰值后会迅速下降，到2012年后下降至并维持在3000亿美元以下的水平，赤字率2012年后下降并维持在低于2%的水平上。与此相应，债务率在2010年达到86%的峰值后，会逐步下降到2014年以后的75%上下。
我认为上述预测过于乐观，原因有三点，一是该预测是1月出炉的，没考虑刺激计划的额外支出，实际情况是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而不是1.18万亿美元；二是这一预测建立在美国经济近乎完美的V型复苏基础上，其假定美国2011-2014年四年GDP平均4%的增长率；三是依据白宫2月26日发布报告，2018-2019年美国政府的赤字仍高达6000亿-7000亿美元，比CBO估计的2000多亿美元高出好几倍。
从长期看，美国财政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婴儿潮”一代对社保依赖度逐步增大的全新压力。194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2007年之后会陆续进入退休年龄，需要从政府专项账户中领取社会养老保险。此前几十年，婴儿潮一代的社保账户储蓄大于支出，但是今后20年会有8000万美国人加入到领取社保福利的行列。一种估测认为，2017年社保和医疗账户的收入将大于支出，2027年以后将产生每年2000亿-3000亿美元亏空，2041年美国这一账户中的资金将耗用殆尽。评论人士用“银发海啸”来形容这一结构性因素对美国财政未来的冲击，虽不无夸张但也有几分道理。
护卫美元
国研网：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经济低迷… …这样的现状似乎丝毫不影响美国的借贷能力，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卢锋：财政赤字率超过10%，债务率高达85%，债权方中外国人占相当比例。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后果不堪设想：或无法继续融资甚至面临破产；或以深度衰退为代价强行调整；或两者同时发生！而美国凭借其美元的独特地位，仍有能力借钱实施投资振兴计划。可见美国人在透支美元历史地位带来的利益！
所谓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简单说是指美元在二战后作为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在当时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汇兑国际货币系统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美元仍是最强势的国际货币，从全球份额来看其至今仍维持最大支付手段、标价单位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危机时期，美元资产往往成为投资者首选的所谓“安全天堂” (safe heaven)。
强势国际货币能给其母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铸币税利益，即发行货币面值能从国外购买到商品劳务价值与货币制作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二是可以在国际市场上直接发行本币标价的证券融资，超越发展中国家国外融资来源与国内投资收益在货币种类上必须匹配一致的所谓“原罪约束”；三是可以用外部短期债券融资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超越国外融资与国内投资在时间期限上必须匹配一致的“原罪”约束；四是与强势货币相关的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如深陷危机美国不久前还能为韩国等多国央行提供巨额信用担保就是一例。
国际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一国货币是否具备强势国际货币地位取决于其经济的基本面，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经济的相对规模；二是该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三是通货膨胀率与长期宏观经济稳定程度；四是本币汇率的长期趋势和波动幅度等。但是这些条件所决定的国际货币地位不是即刻奏效的，而是存在时间上的显著滞后。从反面看，一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一旦确立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新货币竞争和替代的过程具有相对滞后性。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货币类似国际语言，各国广泛使用后其具有某种“需求面网络效应”：其他条件给定，使用主体数量越多，增加一个使用方从中得到的利益较大。一种国际货币广泛使用的局面形成后，别国的退出存在协调集体行动的困难。从供给角度看，形成足以替代现有强势货币的新经济体和新货币，通常很难一蹴而就。在替代性经济体和货币成熟前，即便现有强势国际货币表现不佳，只要国际交易对货币等价物的真实需求仍然存在，那么现有国际货币就有机会继续支撑维持。
美元的崛起和演变是上述关系的经验佐证。20世纪前英国曾经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英镑是最强势的货币。美国经济在南北战争后快速追赶，一战时实力已超过英国和欧洲列强，但是美元在二战后才确立其最强势国际货币的地位。二战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全球一半，拥有世界七成的黄金储备，加上超级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美元在新国际货币体系中攫取霸主地位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和毫无悬念。这时韬略不再重要，阴谋更是多余。借助历史所形成的优势，尽管美国的相对地位已今不如昔，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但仍能大手借钱，并且借钱越多国债利率反而越低。
不过美国人不可以也不可能无限期的透支美元的国际地位。大英帝国的衰退导致英镑强势地位的丧失，从大历史视角看仍可谓殷鉴不远。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双赤字就曾引发美国学术界对美元丧失霸权地位可能性的严肃讨论。
美元的国际地位是美国综合国力形成演变的结果，美元真正的崩溃也应是美国整体经济长期慢性病和潜在崩盘的产物。美国政府会全力护卫美元，然而本质上并不存在独立于其他经济政策的美元战略。依据这一理解，我们可以逻辑地导出观察美元地位未来演变的大致视角：美元前景取决于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实施的成效，取决于美国经济能否较快的走出危机，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最终解决财政难题。解决不好，出现汇率巨幅贬值、通货膨胀失控和美元大崩溃的局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解决得好，像克林顿第二任时尽享互联网革命带来的财政红利，美元可能会再次扭转颓势，这也还可以看作一种逻辑可能性。
美国经济两三年内逐步走出危机；经济振兴计划有所收效但也不如奥巴马团队预期的那般理想；美国财政赤字中长期有所下降；美国最终不得不接受长期增长率下降的代价，通过结构调整措施减少财政、居民和外部的三重赤字，从而控制住债务率持续过度增长。结果是美国难以扭转走下坡路的大趋势，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美元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则需要在未来版图重构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定义其地位。
国研网：您认为美国经济未来前景如何？
卢锋：美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演变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如美国政府所愿，在经济刺激方案的推动下，较快摆脱金融危机；投资刺激需求同时催生启动技术—产业前沿突破；奥巴马第二任时能如克林顿政府般坐收新产业革命的“财政红利”；美国经济霸主和美元地位得到巩固加强； 不过，这类愿望实现难度比较大，但是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经济兴起案例，可作为一种逻辑可能！
二是金融危机深化使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甚至萧条，重振计划刺激经济和调整结构没有起到较大成效，“财政危机—通货膨胀—美元剧贬”导致美元资产遭到恐慌性抛售，从而导致美元崩溃，美国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这是目前市面上悲观论畅销书的大致思路。事实上，美国是在走下坡路，但是瘦死骆驼比马大！低估美国调整能力的极端预测观点也有问题。
三是比较平淡可能也比较靠谱的推测：美国会在2—3年后逐步走出危机；经济振兴计划对刺激需求和调整结构有一定成效；经济复苏使财政赤字压力缓解；迫于压力不等于不实行结构性政策调整“三大赤字”（政府财政、居民储蓄和对外贸易）。这一推测下，美国相对的经济地位会下降，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可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美元会在深刻演变的国际大环境中重新定义其地位。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概况
国研网：您如何分析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您认为近期出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能否从根本上提振经济？
卢锋：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企业能力、人民生活、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但是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多方面结构性矛盾。2008年上半年，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更多的是如何防通胀，到了下半年，经济就进入快速下滑调整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从08年秋季开始酝酿调整，11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就确定了要“促内需、保增长、稳就业”的指导方针。
2008年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通过减税、投资等措施实现保增长、促内需方针。2009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指出，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强调“四大”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大规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另外，我们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政策，如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按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增值税抵扣等；并于2008年四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财政支出方面，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和社保支出等领域扩大政府投资；另外，还降低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1年期贷款利率从7.2%下降到5.31%，贷款利率从3.87%下降到2.25%。准备金率从17.5%下调到15.5%。
从1月14日起至2月25日，国务院召开6次常务会议，出台了具体调整振兴的十大产业规划，实施时间将从2009年至2011年，涵盖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装备制造、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并通过减税、投资、产业引导等措施，帮助这些行业开拓市场、技术升级、产业重组，从而得到更好发展！
在这些保增长政策的刺激下，短期宏观回调可能近底，复苏之路以及长期增长轨迹则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利用调整机遇推进深层改革，为经济崛起提供更可靠的制度基础条件！
国研网：有分析人士认为，我国经济之所以快速下滑，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减少，经济不可避免受到连累。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卢锋：目前我国的经济困难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更需要从自身经济增长深层次矛盾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特点有四：
一是结构趋重工业化，加重宏观波动
新一轮经济增长突出特点之一，是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快速增长并显著改写全球产业版图。钢产量强劲增长是重制造业工业崛起的标志性事实。我国钢产量从1999年1.28亿吨超常增长到2007年近5亿吨。另外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产量占全球比重在过去6—7年间每年持续提升1—2个百分点或更高。
经济结构重工业化通过开放模式展开。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年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64%，出口中重制造业工业产品比重从18—19%上升到近30%。我国外贸增长推动全球海运需求和价格提升，新造船订单大增。2002年以来造船浪潮中，我国承接新增船舶订单占世界比重从6.7%激增到41%。
我国结构趋重具有基本面条件支撑，有相当程度合理性。但是这些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自我循环特点，容易在景气阶段累积较大失衡压力。另外这些行业可贸易程度较高，汇率低估扭曲影响较大，因而调整过程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目前重工业跌幅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高于重工业，从消极方面表现是结构趋重的影响。
二是房地产起落放大波动
由其经济特征所决定，房地产涨落足以影响宏观经济。一是房地产当期购置和多期消费，银根松紧对需求具有较大影响。而且，过低利率或负利率促使居民自我消费住屋购买提前，或在给定未来房价预期条件下诱致投机性需求。二是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增长虽然会刺激投资，但是即便有供地一般也要18个月到两年才会形成供应，因此房地产需求面临正向冲击时，往往可能发生房价较快增长局面。三是房地产价格通过反转影响供求关系发生自我强化趋势。需求增长加上供给反应滞后带动价格上涨，反转刺激投机性需求和自我消费需求提前发生，推动价格进一步飙升。价格上涨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决定住房如同其它资产一样可能出现泡沫因素！四是住房购买支出在居民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例很高，房地产比很多资产价格失衡对宏观经济潜在影响更大。很多资产短期供给弹性很低甚至为零，从早年国外郁金香、铁路股票、到近年我国古玩、字画、和田玉等，都可能发生价格泡沫。房地产的特点在于它相对规模较大，价格虚高失衡调整，可能通过信贷、投资、消费管道对国民经济产生更大影响。
房地产泡沫形成机制图示
近年房地产火爆行情还与我国特殊体制条件等因素有关。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面对房地产走热局面，主管部门紧缩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利，客观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国处于房地产商品化初步阶段，市场参与方第一次经历火爆局面，更容易在行业走势判断上出现过于自信和投机冲动问题。
近年我国房地产超常增长。销售面积从2000年1.66亿平米增长到2007年7亿平米，平均价格同期从不到2000/平米增长到2007年3654元/平米。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5.8%上升到2007年8.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维持在16% —17%的较高水平。
从商品房住宅销售金额占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比重看，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10.5%上升到2007年36.8%，占居民收入比重从6.8%上升到15.9%。这两个指标近年异常上跳，提示房价飙升对鼓励居民家庭提前购买住房以及投机性购买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变和房地产行业转折点到来，房地产销售“休克式”下跌，销售面积和金额从2007年8月同比增长率都接近60%，下跌到2008年11月同比增长率在－30%上下。住宅投资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6月40%下降到11月不到8%。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近年异常火爆累积失衡压力，最终经历调整时显著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三是过度依赖外需增大风险
受汇率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格局偏差影响，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超常提升。1992—2002年季度顺差平均值为49.2亿美元，但2003—2007年间季度均值上升到299.3亿美元，2005—2007年更增长到474.3亿美元。
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与顺差占GDP比重通常存在反向关系，即宏观经济增速较高时顺差比重较低，反之亦然。然而这一关系最近3年改变：虽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趋势水平，顺差占比却仍不断冲高。比较1979—2002年与2005—2007年情况，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1%上升到19.2%，贡献率增长超过8倍。
假设净出口增量与总需求比率为0.2%和2%，分别代表对外依存度比较正常和过高两种情况。假定上述比率对美欧GDP增值率弹性为0.5。那么美欧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正常依存度下我国总需求受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高依存度则高达1个百分点。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面临更大冲击。
四是总收入分配失衡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多年持续下降，近年只有50%左右，居民消费仅为36%，属世界最低之列。由于消费具有较强自我平滑趋势，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这一问题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第一，消费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的结果。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1996年69%下降到2005年59%，能解释同期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绝大部分。居民消费倾向从2001年75%下降到2005年64%。这与居民预防性储蓄有关，可能也与居民购买住房当期支出增长提高储蓄统计值有关。
这与我国国民总收入分配的演变有关。一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二是企业部门比重上升，三是政府部门比重也上升。如果把国有企业利润算做广义政府收入，那么用控制资源衡量的政府收入比重更高。
第二，消费相对不足是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双增长”及其储蓄比重“双增长”的结果。企业部门收入比重从1998年14.5%上升到2005年20%，政府比重从17.5%上升到20.5%。总储蓄中居民份额直到2004年都在下降，企业储蓄比重从1998年38%上升到2005年50%，政府储蓄比重从1998年14%上升到23%。
从总储蓄构成看，居民储蓄份额直到2004年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根源一是企业储蓄率或利润占比上升，二是政府储蓄率居高不下。未分配利润构成企业储蓄，回报率增长推动企业份额增长。如果回报率上升代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那么对长期增长来说则有积极意义！
第三，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过去十多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增长，2000-2007年从13.5%持续上升到20.6%，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而社保、教育、卫生三项民生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增长仍相对缓慢，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结果使得民众储蓄率上升。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
从宏观经济周期和增长结构矛盾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调有客观必然性。然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快速追赶基本面条件没有改变，通过实施需求刺激和体制改革措施，可能较快走出困境和再造景气增长。
我国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
国研网：前面我们分别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各自面对的挑战，您认为我国在应对挑战方面有哪些有利条件？中美两国今后的前景是什么？
卢锋：我国应对挑战、应对危机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扩大需求具备快速追赶基本面条件支持；二是我国政府、企业、居民、金融机构这四个主体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扩大内需的财务条件比较好；另外，货币信贷大幅增加说明我国通过政策来调整提升短期总需求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我国应对冲击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扩大准入、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利率和汇率体制等领域推进改革，从而为未来增长创造更为可靠和坚实的制度基础。另外，随着我国与外部联系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如何从接受国际惯例转向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参与推动建立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结构则是我们面对的另一大挑战。
从短期看，中国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较大，居民储蓄充足，财政基础稳健，具备较好的提升总需求条件，应能较快走出不景气阴影。而美国长期以来过度透支未来消费，目前遭受金融和经济危机打击，财政也存在巨大窟窿，其刺激经济的 政策面临较多约束，复苏时间应显著延后。
中长期看，中国要想创造可持续快速增长模式，最根本的不在于短期的刺激政策，而在于中国要能够直面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调整。美国本质的问题不在于能否走出目前衰退，而在于如何走出衰退！美国走出衰退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启动技术产业前沿突破，把政府举债投资转变成开放环境下具有自生能力的新产能！
从更长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在人均收入、人均财富等反应富裕水平的基本指标上，仍将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中国经济处于快速追赶和相对实力快速上升时期。美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最富强国家，然而受经济发展动态规律决定，美国难以改变经济实力和影响相对下降的趋势！
中美宏观经济分析比较显示，我们处在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时代，是中国崛起的经济大时代。中国崛起如能成功，其前提一定是有一批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崛起，屹立于全球之林。中国的企业家如果能认清使命、做好功课，就一定能在这个经济大时代建功立业、创造历史！
（本文图表由卢锋教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