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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先生以经济学随笔为刀锋,深刻地探究、揭示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非常重大的问题,被人们尊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某媒体曾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排名,茅于轼列第一;茅于轼曾被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1993一1994年度世界名人...... 

在鲜花与掌声的背后,鲜为人知的却是,茅于轼在46岁左右才开始学习经济学!而此前,他曾经当过火车司机!他在50多岁的时候曾申请调到某经济研究部门,但被拒绝。他坦言,“我被国内经济学界承认,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1.从火车司机做起 

茅于轼于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世家。他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他的父亲是我国早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铁路运输专家茅以新,而他的二伯父茅以升,就是那位写进了中学课本里的著名桥梁学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女士也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她的三哥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茅于轼的家庭背景对他的职业、学术观、道德观很有影响。现在,在北京南沙沟茅于轼的家中,仍能感受到这个家庭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中国大知识分子的家风——和平、快乐;还有不事奢华的厚重。 

茅于轼的早期,可以说是继承了父业。他于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开火车的司机。然而,他极其上进,工作很努力,业绩非常突出,很快就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茅于轼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抄了家,家人受虐待,自己被赶往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但是我们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到这段历史的阴影。对待这一切,他是那样平和。每当谈到过去时,他总是一笑,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好多了”。

但就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茅于轼仍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论原理讨论机车牵引热工动态性能;用概率论作了机车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分析,建立了铁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论模型;还应用变分法推导了列车牵引中的能量方程。但在这时期,茅于轼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铁道工程学的领域之内,对于经济学,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2.年近50学经济 

当前市面上的一些文章或书籍说,茅于轼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并痴迷,是缘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行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深深地触动了他。事实并非这样。实际上,这个讲座是1980年举行的,茅于轼当时确实去听了,并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但此时,他在经济学方面已经入了门。这些学者所讲述的知识,他大部分都知道。 

茅于轼是在1975年左右开始学习经济学的。为什么学机械出身的茅于轼对经济学突然感兴趣了呢?这需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的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关于青藏铁路,茅于轼当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宜修建,因为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一般性的铁路,只有当年运量达到800万吨以上,才是合算的,但是,西藏的人口总计才不过200多万,平均下来,每人每年达4吨,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今天,茅于轼还是认为,青藏铁路不应该修建。尽管这条铁路后来还是修建了,但是,茅于轼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 

关于蒸汽机,茅于轼当时的论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不必要全淘汰。为什么?蒸汽机从投资到燃料费用等方面,都比内燃机便宜。只需要在一些蒸汽机不能完成任务的地方,可以更新为内燃机。茅于轼当时的考虑同现在是有差距的。当时的看法很单纯,仅仅从经济上考虑。但是,现在,他的观点有些变化了。他意识到,很多东西不太容易用经济衡量。比如电视,如果从经济考虑,是不应该发展的,但是,从技术先进角度考虑,从促进整体生活水准提高角度考虑,是应该发展的。现在的实践证明,大部分的家庭都使用彩色电视了,而且数字电视也发展得很快。电话等其它产品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在这两个项目的论证过程中,茅于轼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意识到,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变得富强,更需要经济学。从此,他开始发奋学习经济学知识。 

3.自己发明经济学 

在当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内的主流经济学,而茅于轼所学习的是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面临的阻力和压力都很大。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茅于轼有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是,茅于轼学东西,并不注重做题目,或者那些学习技巧,而是注重对定理的深刻理解。一些重要的理论,自己再发现一遍。他认为,从老师那里“听”来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某句话学会了,还要会运用。用一句话概括,茅于轼的学习方法就是“回到生活的现实中”。学习一个原理,要真正的懂得它,除了要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是成立的,还要找出它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成立的。要反复的想,看有没有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找反例。现在的教科书大多存在重大缺陷,通常只讲述什么是对的,而不讨论什么是错的。而实际上,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都是推翻前人的结论而得出的。比如我国初中物理就讲授的欧姆定理,非常简单,但直到现在,真正透彻懂得的人并不多。事实上,一个人会不会被电击死,不光是要看电压,还跟人当时的心情有关,因为人的心情影响电阻的大小。又如,现在初中的教科书都说“下雪不冷,化雪冷”,也是错的。因为,雪是否融化跟热量没有关系,只需看温度。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将百分比用错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90%以上的报纸用错了。他们错在不必要的用了过多的位数。如某篇文章说,“根据调查,主观上感觉自己很快乐的人只有31.89%”。31.89,就是说它不是31.88,也就是说主观感觉幸福的不是31.88%而是31.89%,你能有这么大把握吗?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主观上感觉快乐的人不到三分之一。还比如,说某村庄今年增加了120人,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今年”到底是从哪一天到哪一天?但是,茅于轼的这种学习方法需要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他时常为某个问题的研究半夜惊醒,无法入睡。 

靠着这种最简单的,最常识的,但是最直接的思考方法,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茅于轼写出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认为,择优分配原理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柱,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于轼这个原理直接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现在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教科书,不能直接进入到经济学问题的最核心部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开始就讲宏观,有的教材一开始就讲微观,讲需求理论。茅于轼觉得这都没有抓住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但这些教科书绕了半天,学生学了很多东西,却没有掌握住要害。所以茅于轼觉得微观经济学需要用择优分配原理加以改造。 

近几年,国内有人分析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这样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要是我国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国家,这个奖很可能让茅于轼平分。实际上,茅于轼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是非线性规划方面的,康特罗维奇提出的是线性规划,茅于轼跟他研究的内容不一样。研究这个问题时,茅于轼对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一无所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理论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戈森)。但是那位学者提的和茅于轼提的有很大的不同,出发点和应用是非常不同的。茅于轼的贡献在于阐明了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 

4.被“经济权威”拒之门外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争得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氛围,茅于轼申请调入中国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他去谈了很多次,都被拒之门外。后来,他又同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商谈,还是被拒绝。尽管他发现了“择优分配原理”,那些单位并不“买帐”。到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茅于轼说,李慎之看上自己的并不是经济学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右派”,因为李慎之自己是“右派”,李慎之在观念上认为“右派”都是有些才能的。 

当问及那两个研究所拒绝他的真正原因的时候,茅于轼的反应很平静。他说,国内学术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能树立一个流派,就是不服别人,自己搞一套。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特别是欧洲,就有很多学派。怎么会形成学派呢?有一个人作出某个理论,马上就有人响应,然后就建立研究所,跟着做。中国经济学现在有20年或者说15年的历史了,但现在看不出形成什么学派了。现在,一篇文章出来了,很少有人跟着去研究,因为彼此互相不服气。同样的原因,中国的小企业多,大企业少。是否是因为中国学界原创性的东西太少了?茅于轼认为这是个原因,但更多的是缺乏那种甚至可以称之为“互相吹捧”的态度,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都没有人跟着做。最近在西安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茅于轼还强调学派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多的是互相批评,当然这个也需要,但是,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骂人了,成了人身攻击,这是很多的。这种不好的学风,对中国的学术界是很不利的。要形成真正佩服别人的这种意识。当然,凭借一些奉承话,也形不成学派。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茅于轼没有说——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尽管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制定,但在经济理论上仍然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所束缚。主流经济学派仍然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经济归入资本主义体系,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异端。茅于轼发展或者说是倡导的经济学,是同主流经济学不相容的,难怪被人家拒之门外! 

5.“剑走偏锋”

  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可以说是茅于轼学术生涯上的一个转机。他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因为那里的研究环境很宽松。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茅于轼称,在社科院美国所10年是他进步很大的10年。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看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茅于轼撰写的,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书里既介绍了价格与资源配置、通货膨胀、国际贸易等基本理论,还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文化、法律及道德背景。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茅于轼的随笔从此也-发而不可收拾,在《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上,都可以经常读到茅于轼的新作。              

但茅于轼认为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为一个人要真正认识一个社会,必须从那个社会中挣到钱。为此,他于1990年应邀到澳大利亚昆士南大学讲授一学期的“微观经济学”,主要讲授他的“择优分配原理”。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茅于轼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他从1987年就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协助学会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出版过许多图书杂志,其中比较流行的除《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之外,还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其中,《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已经出版三册,主要刊载一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的论文,介绍了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新兴领域,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请国内外水平高、有创见的学者讲演,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批评,做到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高质量研究和学术繁荣。从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开始注意茅于轼,开始承认他是经济学家。国外学界也开始关注茅于轼,他被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1993一1994年度世界名人。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于1999年获 ATLAS基金会办法的该年度Antony Fisher国际纪念奖。 

当然,直到现在,对于茅于轼的为学,学术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茅于轼是“中国出色的微观经济学家”,一种则认为,茅于轼的经济学研究“还是不够经济学”,他属于剑走偏锋。这种不同声音的出现,除了学术是否要有讲出身的“正宗”意识,还在于对茅于轼随笔式经济文章和注重微观实践研究学风的不同认识。 

6.别人快乐就是自己快乐 

最近几年,茅于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1993年9月,茅于轼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茅于轼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他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实现“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社会矛盾”,达到人类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1993年,龙水头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9年后的现在,已经做到家家普及,还有的农民已经用上了VCD、手机。女孩子读书比例逐年增加。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变化是,打麻将的没有了,大家都忙着致富。 

2001年,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两次到山西临县进行考察,看到农村人口贫困就业无门的景况,考虑到城市保姆需求的市场广大,他们决定创办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保姆学校”。2002年上半年,这个学校创立了,地点在北京通州,校名为“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茅于轼分析说,一个女孩子在农村,一个月能赚200块钱就已经好得不得了。如果让她到保姆学校进行培训,一个月,不算吃和住,她可以赚500块钱,如果把吃住加进去,可能到700块钱,那一年就是8000多块钱。进城、培训、找工作,这三个环节就使她提高了生产力。所以农民不能靠着这块土地,得找别的出路。而且前面所说的是家政服务员,而且只是初级班,如果中级班,可以赚上800元一个月,高级班可以赚2000元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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