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年多的经济人权研究终于结束了。这个课题是特别费劲的一个课题。内容涉及的面很广，包括了医疗，教育，住房，就业，还有关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课题包括的工作量不光是写出研究报告，还有出版关于人权知识的小册子，组织关于人权的研讨会，参与国内国际关于人权的会议和培训。现在这本书只是整个课题中文字性的研究报告部分。
我们最初确立这个课题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经济人权的改进促进我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因为基本人权虽然十分重要，但是有点抽象。百姓生活的好坏才是根本的标志。而且讨论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问题不像基本人权那样敏感，可能更容易取得实际效果。为了改善经济人权的状况，首先要对我国的经济人权的现状有所了解。所以对经济人权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了解现状。本课题包含了数量巨大的调查数据。由于经费的限制，这些数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手材料，是引用了分散在各处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二手材料，收集起来，加以比较，去伪存真，归纳出更能够反映真实状况的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的研究对我国经济人权现状的了解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从本课题开始的时候就有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所谓的经济人权。拿就业权来讲，能否充分就业，是一个宏观经济的管理问题。它与人权无关。住房问题也一样，一些人没有房子住，那是因为穷，不是基本权利问题。现在有些人因为没有钱买房，也牵扯到人权，进而要求政府帮助他们买房(经济实用房)，实在是对权利意义的误解。2007年3月2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保护你的权利（Stand up for your rights）”，就认为经济人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他说，一般人总认为权利越多越好。可是经济人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应该由谁来保护？如何实施？文章甚至认为强调经济人权的国家往往忽视基本人权。其实个人的权利太多了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你要求用别人的钱来为自己看病，上学，买房子，是不是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根据这样的看法，只有基本人权才是行得通的，是人人都能够拥有的权利。
这些问题在开题的时候我们都充分考虑过了。我们决定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影响到社会稳定。究竟这一问题有多严重，除了专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学者从货币收入的角度分析之外，还需要了解在基本需要方面的实际状况。但是本课题也不是光研究实物收入分配问题，而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放在权利的歧视上。就业，教育，医疗都有不同程度的，各种理由的歧视存在。每个分课题的负责人又个有自己的兴趣，他们会更深地发掘歧视的原因，分析基本需要不能满足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
在课题进行的后期，我们试图对我国的经济人权状况作一全面的定量性的判断。经济人权状况能不能用数字表示，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能或不能，都有其理由。我们参考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经济自由度比较，各国的腐败指数比较，人类生存状况比较等等，可以认为这一类的状况是可以定量表示的，经管不够精确。而且这种定量化的方法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大的用处，到处被引用。所以我们决定作一次试探。
用一个数来表示基本需要满足的程度，得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最好药方。我国总体上的基本需要很明显地随着GDP的增长而更好地被满足。经济人权指数随经济增长而改进。当然，在这儿需要进一步关心的是，状况最差的人群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增长的好处？这是一个远更复杂的问题。其答案要看所谓状况最差究竟是指多大百分比的人群。如果仅仅指极少数的几个人，他们的状况肯定会恶化。世界上倒霉的人总是有的。所以用几个人的状况恶化而否定总体上经济人权的改善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不照顾状况最差的人，把经济人权和GDP增长等同起来显然也是不对的。这就为我们出了难题，就是如何客观地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人权状况，我们作了许多试探，这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协调员是天则所的杨培鸿。住房分课题的负责人是李实，就业分课题的负责人是周业安，医疗分课题的负责人是程炼，教育分课题的负责人是杨培鸿，非政府组织分课题的负责人是王卉同和高岩。本课题的成果完全得益于上述几位同仁的努力。感谢他们为改进我国经济人权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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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人权研究总报告
课题组
【摘要】 普遍认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基本人权，对一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异常关键。UNDP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估，作为监督和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权实施的重要依据。对中国来说，一些组织已经从不同侧面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做出了相应的评价，但这些评价还不足以反映中国的人权实践。
基于此，我们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系统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权实践的研究报告。本报告由六个子报告构成，这些子报告分别阐述和研究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理论和中国的法律实践，教育权，健康权，劳动权，住房权，以及NGO的作用等六个方面。这些报告总体上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正在改善，但问题不小，主要表现在一些关键权利缺失，得不到法律和相关制度的有效保障；教育和医疗领域存在较严重的不平等，人口占多数的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只能获得较少的教育和健康资源；就业领域同样存在不平等，身份、健康、年龄、性别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城市低收入者缺少住房等。为了准确评价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现状和变化，我们还引入了Chapman (1996)、UNDP(2000)、 Landman(2004) 和Apodaca（2005）等发展的人权度量理论和方法，试图从教育权、健康权和劳动权三种权利的视角建立各自的权利指数，通过指数来度量这些权利的总体变动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真实性，我们选择了2000－2004五年期来制作指数，这些指数都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改进情况。当然，改进人权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NGO组织在监督和促进人权进步方面非常重要，但在中国这些组织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并且大多数NGO是在政府直接控制下工作的，作用非常有限。无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改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将是关键的一环，其中政府需要通过法律和制度创新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NGO组织应该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作为改善人权的重要力量。
[Abstract] It is sure that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ESCR) ar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which is ke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gress in a country or region. UNDP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reviewed the progress of ESCR in many countries by quantity methods, they can monitor and improve practices of tho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based on those reports. And those IOs have given those reviews for China also, but which are lack of some reasonable data. So we try to review the practices in China based economics, and will give a report about these reviews. This report consist of six sub-reports, which show lonely the theory of ESCR and law arrangement in China,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he right to health, the right to labor, the right to shelter, and NGO. These sub-reports all shows that the ESCR have been improved in China, but some questions occur, for example, unequal rights distribution are found for education and health, the majors in a population are persons who are low income and countrymen, but they only get less resources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There is unequal for labor also, the discrimination come from the status, age, gender, feature, political opinions, and so on. There are less houses for those persons who live in city but are low-income. In order to reasonably review the status and progress of ESCR in China, we introduce some methods measuring human rights, for example, HDI developed by UNDP(2000) based on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a violations approach by Chapman (1996),a subsistence rights approach by Apodaca（2005）, a three-dimension approach by Landman(2004), and so on, and measure the right to education, health, and labor by right indicators. These indicators are done based on data during 2000-2004 year under the limitation of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These indictors have shown that the ESCR in China have been improved these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practices of ESCR in China, NGOs will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monitoring and improving,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NGOs have been limited, many or those operates under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so they can’t efficiently do something. It is certain that to improve ESCR is ke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government ought to play actively role by law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ut NGO need to be given the sufficient space of development.
中国的经济人权研究总报告.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