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经济的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政策方面的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迎刃而解。
当前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我国的银行利息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息率只有两三个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息率并没有被广大的企业界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的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很少，对就业的帮助不大。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一。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一百万。其他如高速铁路，原子能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从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 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的平均GDP的年增长率等于就业的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而就业的年增长率仅为1%。就业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的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光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趋势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还有官员们追求政绩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而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真实利息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九十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上，现在下降到不足2%。结果是居民不再选择银行做储蓄，而将钱投到股市和房市。其结果是银行存款大幅度减少。这种现象是九十年代到前年为止从未出现过的。在九十年代银行存款的增加超过当年GDP的增加，有几年超过达一倍以上。现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减少。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它可能蕴含着危险。过低的利息率对宏观经济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从GDP的需求方面看，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持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GDP的41%，在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南韩十一国中，中国是最低的。（美国最高为70%）而GDP中 用于政府开支的比例却节节攀升，从1994年以来这个比例已经翻番。但是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务似乎没有加倍。钱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费上。政府开支更多地侵占了居民的消费。而且税收增加的趋势并没有消减的样子。政府税收无节制地增加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近几年企业的盈利也猛然增加，这是由于垄断性的国企利润增加，同时亏损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卖掉。国企利润的增加并不上交给财政部，而是内部使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变成了国企自己所有。最近这些垄断性国企上市，以垄断性利润吸引股民，从股市筹钱，造成进一步的扭曲。股民赚取全国人民的垄断利润，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分配吗？如果取消垄断，利润立刻下降，那时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税收增加和国企利润的滞留都是政府权力缺乏节制的表现，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人民币的汇率定得过低，已经是自1997年以来的老问题。那时候一年的外贸盈余已经跃升到400多亿美元。到2005年又跃升到1000多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跃升到1700亿美元。如果从1997年就开始慢慢地让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勉强维持低值的人民币，不得不抛出大量人民币用于购买美元，埋下今天通货膨胀的根子。汇率的扭曲还引起许多贸易争端，伤害了我们的贸易伙伴。我曾经说过，不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无论对中国或美国都一样），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现在我们的汇率就是损人损己的。没有果断的调整，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虽然避免了经济的冲击（或者只不过推迟了冲击的来到 ），但是招引了更多的国际投机者把游资调进中国，使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价攀升都与此有关。
今年国务院正确地决定要节能减排。可是又不愿意提高能源价格，也没有严格执行排污收费，更谈不上提高企业的排污收费标准。资源和环境的价格低是粗放型国民经济的特点。国务院不想改变价格，只是用行政力量来节能减排，造成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对抗。基层政府在节能减排中走投无路。只好用造假来应付领导。政府和百姓都应该接受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价格不动资源配置也不会动。价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确才好。正确的价格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故意压低价格反而对国家，对百姓都不利。
国民经济的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领导。犹豫不决会使形势失控，汇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举棋不定，错过了最佳时机。我国的决策机制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决定都要到最高层去批准。而最高层又不是经济专家，从何判断是非？于是只好让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变权力和知识的脱离所造成的决策迟缓，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本文中的部分数据和观点取自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所发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Act”. 该文发表于国际货币基金的刊物《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7年九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