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广东岭南大讲堂演讲时，有听众问起高校收费的事，我说，我同意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其实提高高校收费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也没有对此问题作过研究，但是我从一般经济学的道理出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后来报纸上报道我的演讲时，对演讲的主要内容没有提及，专门挑出高校收费点问题作了重点报道，引起许多读者的批判。以后又有许多媒体通过电话采访，要我解释赞成提高收费的理由。媒体着重在“卖点”，要迎合读者的需要。往往抓错了重点。
其实，关于高校收费的争论只是许多争论中的一个。在这场争论中一般老百姓的意见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不同。发生这样的意见分歧，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般群众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学家要考虑更长远的，更广泛的利益。一般群众希望政府更多的补贴，而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反而还要消费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补贴的钱是从全体百姓所交的税来的。所以高校低收费不是政府在拿钱，而是靠全体人民的纳税。于是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要享受全体人民的税收？这部分税收由大学生享受是不是最合理的安排？为什么不让高中生（或别的某一指定人群）享受而让大学生享受？我相信高中生中的贫困生的比例要比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让高中生享受可能更合理些。从比较高中生的贫困问题和大学生中的贫困问题可以看到，大学生有较强的话语权。尽管大学生的贫困问题没有高中生大，但是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真正的弱势群体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反贫困政策没有仔细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很可能被听得见的声音所误导。
这里附带提一下税收的负担分配问题。大家都只知道个人所得税。其实这部分税收只占了总税收的7%，其余的93%大多是跟消费有关的。比如打电话付的话费，在超市买东西付的款等等，里面都有税。而大家锁在柜子里的钱是不交税的，政府没有办法对你柜子里的钱征税。同样地存银行的钱也是不交税的。富人的消费高，交的税也高，但是他们有较大比例的钱存在银行里，或锁在柜子里，这部分钱是不征税的。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的税负轻，穷人的税负高。让税收补助大学生，是有较高比例的穷人所纳的税在用于补贴。其合理性就更值得探讨了。
义务教育应该免费，是全民都可以享受的。这是大家都同意了的。所以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经费应该由纳税人所纳的税来出，不论贫富都可以享受，这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初中以上的教育该不该免费或享受补贴，就是一个问题，其答案绝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讲享受一部分补贴的话，首先轮到的恐怕是高中生，因为高中教育更接近义务教育，而且高中生中贫困生的比例比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高。他们更需要帮助。
我赞成对贫困大学生实施经济补助。因为社会非常需要人才。考取大学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人才，不能因为他们家庭贫困，上不起学而被埋没。提高学费以后，原来不能享受补贴的较低收入的学生也有可能得到补贴。补贴的面可以扩大。
我国教育经费的分配，从总量看占GDP的比例太低。这大家都知道。从教育经费的内部分配看，高等教育占的比例又特别高，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种偏向和我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精英轻一般的习惯看法有关。现在这一情况已经在改善。但是大学生享受的补贴远远超过高中生享受的补贴。因此提高一点大学学费并不是脱离常识的。现在我国两个升学率（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中，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42%）低于高中升大学的比例（75%），另外有36%的初中生升了职业高中。上了学因为贫困而辍学的比例，在高中生中也高于大学生中的比例。高中毕业后上大学的困难因为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而得到缓解。如果政府有点钱的话，我认为应该更多地帮助高中生，而不是扩大对大学生的补贴。
大学生中肯定有相当多的贫困生，而且这个比例因为大学扩招而上升。这个比例有多大？我每到大学去都要问学校管理学生的部门。得到的回答，在东部地区一般是10-15%，在中西部就有20%，个别地区甚至超过30%，比如青海师范学院。就全国而言，说10-20%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贫困生占少数，大多数是一般收入的家庭。大学生中较富裕的家庭比例要比全社会中富裕家庭的比例高。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富裕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也更有能力让孩子得到较好的教育，有更大的机会考取大学。强调大学中的贫困问题，容易发生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名义上是为了穷人，可事实上受惠的大多数不是真正的穷人。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平。
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怕提高的收费不能用于帮助贫困生，而被挪作了它用。高校管理的公平有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收费提高不提高，高校管理都需要改进。不提高收费，光改进管理也可能有助于帮助贫困生。而提高收费能够更有条件帮助贫困生。这二者并不矛盾。
跟高校收费相类似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价格的看法。现在通货膨胀比较高，群众中呼吁政府对商品价格实施直接干预的呼声很高。政府中也有一部分人自以为有能力降低物价，跑到商店里去发号施令，强制性地压低价格，像兰州牛肉面事件。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问题，是钱不值钱。解决通货膨胀要让钱本身更稀缺一点。治理通货膨胀时大家感到钱紧，是让大家感到痛苦的过程。回想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政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治理，造成大量企业困难，甚至破产。南方的房地产泡沫因此破裂，形成大批烂尾楼。造成今天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过去钱太松，大家比较容易挣到钱。所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和它的治理好像是喝酒。喝的时候很痛快，可喝醉了治理的时候很难受。
大家也许要问，虽然钱紧也许是必要的，为什么不让物价管理部门严管价格，多少也能对治理通货膨胀帮一点忙？这里要用到经济学最重要的结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工具。价格扭曲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其结果是生产效率降低，产出减少。当总供给减少时，商品供不应求，价格水平将上升。那么，什么是不扭曲的价格？回答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市场能够产生出正确的价格。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会破坏正确的价格，导致一个扭曲的价格。物价管理部门只对垄断性价格，如电力，邮政，通讯，铁路等实施管制。因为这些领域里没有公平竞争。这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对价格的干预，而普通百姓往往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政府出来管价格。这里一个关键的认识是：生活的提高不是价格低，而是价格要合理。30年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物价水平很低，可是什么也买不着，生活非常困难。现在价格放开了，生活提高了，但是物价水平也高了。我们到底是要一个低物价的穷日子，还是一个高物价的富日子？答案是明显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从经济方面而言，我们的目的是一个富裕而且公平分享的社会。达到目的的途径有二：增加财富的创造，改善财富的分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一切与此个不同的措施都是有害的。比如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例。因为它既不能增加财富的创造，又不利于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廉租房是能够改善财富分配的，能让最低收入的人群得到一些帮助。对高校收费问题的看法，也应该拿这两条要求来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