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年中，人口增长了6倍，工业产出增长了40倍，能源消费增长了16倍，渔业产出增长了35倍，燃烧氧化物增长了10倍。就个别资源而言这种增长看来是不可持续的。
但乐观派认为由于投资，技术，制度，知识等的增长，资源的稀缺性并没有出现，资源的价格是下降的（除了石油）。本文将目标定为消费的最优化。而消费取决于资源。此处的“资源”定义为人造资本，技术，自然资源之和，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替代关系。再讨论这一资源的使用是否过度的问题。
首先是消费多少算正好？一个判断标准是消费所提供的效用的极大化，将未来可能的消费使用下去一直到无穷，将它们所创造的效用贴现到现在的数值极大化。能满足这个极大化的消费速度成为一个消费的标准。超过了它就认为消费过渡。换言之，如果降低一点现在的消费，用来增加投资，所得的总效用能够有所增加，我们就认为现在消费得太多。现在的目标函数为：
V(t) = ∫U(C(s))e-δ(s-t)ds 积分从现在一直到无穷的将来。
此处V 是一直到永远的消费效用总值，也是求其极大化的目标；U是效用函数，C是消费量，是时间s的函数。t是现在的时间，比如2008。由因子e表示的是效用对时间的贴现。δ是贴现率。贴现率愈高，将来的重要性会降低，现在的消费更有价值。所以贴现率是求解的关键因子。
最大效用理论要用到对未来的贴现率。Ramsey 的理论认为，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里，贴现率应该等于零。但Koopmans(1960)证明了零贴现率会导致矛盾。
除了最大效用理论，另外一个判据是持续发展理论。它坚持现代人的发展不应该危及子孙后代的生活。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每一代人的效用对时间的导数大于等于零。这一判据远比效用极大的判据为松，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但如果有某种资源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可耗竭的。那么就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解。
由于效用极大化的消费水平过于理论化，无法计算。但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期货市场，且外部成本都能够包括进去，那么效用极大化的消费是通过每一代人的消费极大化（或最优化）来实现的。联系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关键因子是市场的边际回报率。回报率愈高，用于消费的资金会部分转向投资，于是消费会减少。因此研究最有消费的问题转化为市场的投资回报率是否等于长期的最优回报率。
这个问题联系到外部成本是否包括在私人成本中，联系到未来人们的消费效用（消费得到的效用和今人相比较），联系到当代税收对投资和劳动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扭曲，以及风险是否进入回报的计算等。
计算投资回报率中要用到自然资源（包括可耗竭的和不可耗竭的）的价格。如果标价太低会使导致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并造成过度投资。而且消费品的价格也与自然资源的价格有关。资源的标价低不但导致过度投资，而且导致过度消费，使现代消费超过了长期最优消费。自然资源的标价太低有三个原因。一是资源的所有权不明确，造成公地悲剧；二是污染的外部性没有进入标价；三是因为政府的补贴。但OPEC的垄断利润能够抬高资源的价格，成为一种补偿。攀比性消费会导致消费的过度，偏离最优消费径路。但如果攀比消费者有远见，因而更多地投资（包括项目和教育），则未必会有上述后果。但总起来看，自然资源的标价过低是导致过度消费的重要因素。
作者从可持续性的要求出发，计算和比较了几个国家的真实投资率。它是市场投资率减去自然资源消耗率，加上教育投资率得到的。中国的真实投资率为GDP的23%，美国为9%，尼泊尔为13%，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9%，南非为-2%，中东为-7%。比起来中国最大。
对未来的生产（它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一个重要的未知数是技术的进步。它通常包括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它反映了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如计算机，手机，超临界发电机，也包括制度的改进，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产权的确立，司法的公正，这一切对生产的作用。作者列表比较了九个国家的1970-2001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人均GDP 的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为3.64，其次为巴基斯坦的1.13，孟加拉的0.81，印度的0.64等。只有中东为负值。将真实投资率的增长率乘以投资效率（对穷国取0.15，工业国取0.2）得出财富增长率，减去人口增长率，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的调整值，得出人均GDP 在过去30年的增长率。中国为7.8%，其次是印度3%，英国和巴基斯坦的2.2%，美国的2%等。
根据对表中九个国家(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中国，南非，中东及北非，英国，美国)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南非和中东两个地区人均财富是负增长；中国的增长率最高，但是没有计及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其发展未必可持续。穷国的一般问题是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低效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富国中，英国的增长率为美国的三倍。但他们的可持续性是依靠穷国对资源产品的出口。这些产品往往是标价过低的。
最后，作者承认本研究远未包括应该计入的全部因素。不过可以得出印象，我们很可能是消费过度了。更由于经济有非线性特点，有些正反馈过程会触发急剧的危机。在金融业如此，在生态领域也这样。改进的办法是确立产权制度，完善投资机制，保护环境，防止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