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决策者的行为

经济学，尤其是作基础理论的微观经济学，按马歇尔的定义，应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但在经典的理论中，却无法说明下列现象：为什么人们会不辞辛苦，跑到一家僻远的小杂铺店里，在一件价码很小的货物上为省几块钱而锱铢必争，但对距离同样远的一家超市提供的金额相同的几元钱的打折却无动于衷？为什么人们在买保险时，会买价格较贵的小额保险，而不太愿买价格较便宜的大额保单呢？为什么在股市上，投资者会对短线的利好消息反应过度，从而导致股价的过度敏感呢？……
    
    这一系列现象都涉及人们的基本行为，尤其是面临风险时人们决策的基本行为。传统的经济学基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的理论，认为人们在面临风险时是追求期望效用极大化的。这常被用来解释人们在股市上对不同股票或不同投资机会的选择。
    但早在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Ｍ．Ａｌｌａｉｓ）就通过一系列可控实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对期望效用理论构成了挑战。举例说来，若有两个投资机会Ａ与Ｂ：Ａ会稳赢3000元；机会Ｂ会以80％概率获4000元，20％概率得零。大多数人会选Ａ。但再考虑投资机会Ｃ与Ｄ，Ｃ会以20％的概率获4000元，80％的概率得零，而Ｄ会以25％的概率得3000元，75％的概率得零，这时，上述在Ａ与Ｂ中偏好Ａ的大多数人又会选Ｃ。但是，其实，机会Ｄ只是0．25×Ａ，而机会Ｃ也只是0．25×Ｂ，显然，人们在Ａ、Ｂ之间的选择与在Ｃ、Ｄ之间的选择了发生了不一致。这就叫阿莱斯悖论。
    阿莱斯由于提出这一悖论以及与该悖论相关的对人类选择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而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经济学家们，包括阿莱斯本人，并没有对这个悖论给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直到1979年，卡门与特维茨基在顶级经济学刊物《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发表论文才对此作出了崭新的解释。他俩的解释是基于一个革命性的行为理论——期盼理论（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尽管在中文里，期盼理论与传统的期望（ｅｘｐｅｃｔｅｄ）理论只差一个字，但含义却大相径庭：第一，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对含不确定性的经济事件的效用评估是根据该事件给自己带来的财富绝对水平作出的，而卡门与特维斯基这两位心理学家，从大量的认识心理实验的结果中发现，人们效用评价是基于一个参照点Ｗ0的，是按未来事件带来的结果Ｗ与参照点Ｗ0的偏离幅度与方向来评估的。即按ΔＷ＝（Ｗ－Ｗ0）来评估的。参照点Ｗ0可以是当事人当前的财富水平，也可以是决策人期盼的财富水平，超过Ｗ0，就是好的，低于Ｗ0，则是负面的。比如，预先定下中国乒乓球队在釜山亚运会上金牌指标为“保四争五”，这“保四争五”就是Ｗ0。最后只获三金，尽管三金本身数量并不少，但国人仍有意见，因它低于“参照点”，低于我们当前根据实力应达到的期盼水平。按（Ｗ－Ｗ0）来评估，这就形成了卡门与特维斯基的“价值函数”。
    第二，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假定效用函数在整个定义域内都为凹不同，卡门与特维茨基从心理实验中发现，人们在“参照点”左右，价值评判的行为是不一致的。若结果Ｗ大于Ｗ0，则效用函数曲线为凹；若结果Ｗ小于Ｗ0，则效应函数曲线为凸。这说明，对于大于参照点的“赢项”，人们认为其边际效用递减；而对小于参照点的“输项”，则认为其边际负效用加速。中国射击队在此届亚运会金牌得数大大超标，媒体与国人对其赞扬程度远不如国人对乒乓球队丢一两块金牌的批评程度，可见对“赢”与“输”评价程度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意味着，人们的决策是遵从“损失规避”准则，而不是“风险规避”准则。而且，人们对于“赢”显示的是“风险规避”态度，而对于“输”，显示的则是“风险喜欢”态度。因此，在“参照点”上，效用函数有“拐点”或“折点”。
    第三，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是对效用函数用概率加权，而期盼理论则要求对事件发生的概率（Ｐ）本身再指派一个“概率函数”π（Ｐ）。“概率函数”对较高的概率指派较小的权数，而对小概率则指派较大的权数。卡门与特维茨基认为，这同样是基于真实世界中人们的决策行为，因人们对胜算很大的事件往往认为理所当然，而将其轻视；但对突发的小概率事件则猝不及防，从而将其高度凸现，痛加思索。有这第三点，立即可以解释阿莱斯悖论：机会Ｃ相当于以20％的概率获4000元，而机会Ｄ则以25％的概率获3000元，Ｃ含的概率小，因而人们对该概率指派的权数高，从而有选Ｃ而不选Ｄ的结果。
    因此，“期盼”理论认为，人们在决策时，会重视小额的损失，而看轻大额的得益；会谨防小概率事件而买昂贵的小额保单，而不一定肯花便宜的价钱去买大额保险；会对股市上的小概率事件作出过度反应，等等。这都说明，人们的偏好态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财产及经济状态偏离“参照点”而发生变化的，这意味着，经典微观经济学所谓基于人类内在本性的“理性”的不变的偏好理论，是与实际脱节的。卡门与特维茨基的“期盼”理论所揭示的则是“实际的”决策理论，它强调的是决策过程中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以及整个偏好关系会发生的暂态的瞬间的变化，显然，正是这一点，才开辟了当今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向。
    特维茨基不幸于1996年逝世，于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落到了卡门头上，与卡门分享这一殊荣的史密斯（Ｖ． Ｓｍｉｔｈ）是实验经济学的开创人与大师，事实上卡门与特维茨基的发现同样是基于人们的行为实验的。但与卡门与特维茨基挑战正统的经济理论不同，史密斯则是用实验方法来检验正统的理论。史密斯的两项最基本的实验报告，分别发表于1962年与1965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前者受其在哈佛大学上研究生时的导师张伯仑于1948年所做的课堂实验启发，在改进了的实验条件下，史密斯在买方与卖方双方喊价的拍卖机制下，用实验支持了瓦尔拉斯竞争均衡价的收敛性。而后一项实验则直接模拟了拍卖过程，对拍卖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验支持。
    史密斯的贡献主要是在方法论上。占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实证经济学所用的数据来自于真实世界，但其实验不是可控的，一般难以重复。而实验方法所作的模拟则具有重复性，也有助于在可控条件下考察经济关系中的某个侧面。更为重要的是，史密斯在1976年发明了“引致价值方法”（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用这一方法，人们可以抛开先验的效用函数，直接从后验的交易量与价格数据中找出当事人对财产与商品的价值评价。这一方法论上的突破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撼动了效用函数理论。
    史密斯的经济实验，包括了拍卖、公共品提供，航班时刻表设计，能源市场设计、政府采购、国有资产拍卖，解规过程的设计等，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机制设计过程中的经济关系的认识。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法人股与国有股在“三板市场”上的交易，国有垄断产业的解规，政府对产权的拍卖，企业兼并与重组过程中的定价，政府采购，等等，都需要“最优的直接出卖机制”。由于缺乏对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与借鉴，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已经在过去的10年内 "灰飞烟灭”了。无论是研究国有股减持，还是研究整个国有资产的定价与交易，我们都有必要读读史密斯的经典作品，尤其是1982年那篇《作为实验科学的微观体系》。
    当然，可控的人为实验与真实世界毕竟相差很大，人在可控条件下所作出的行为反应也不等于现实中的决策反应。社会实践，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才是文科的工厂，也才是经济学的实验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真实世界中取到的数据更为相信，对以此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经济学更为信赖。对卡门与特维茨基行为经济学理论，我同样持保留态度，因决定经济过程与金融市场的根本变量，还是基本面，而不暂时的、瞬间即逝的心态。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理由，我对坚持实证经济学与实证金融学研究，强调市场基本面的芝加哥学派，依然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