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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世界与和谐社会

      

 

 

(2006年10月27日 在中央财经大学的学术报告)

 这个题目讲和谐,我理解的和谐跟当前国内舆论上谈的和谐有点不一样。我认为,千和谐万和谐,市场体制最和谐。政府可以调节,可以干预,可以控制;但是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本来就是一个和谐。我今天大概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讲讲经济学静态体系当中和谐的概念;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动态体系当中和谐的概念;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当前不和谐问题的主要表现;第四个问题是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和谐,如何才能和谐。我们大概讲四个方面。这当中牵扯到很多当代经济学研究的观点,包括国外。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中,我们知道,跟马克思同时代有一位经济学家小穆勒。我的导师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理论曾有过几次综合: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时代,第二个是小穆勒时代,第三个是马歇尔时代。小穆勒时代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那时英国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怎么调和这个矛盾?小穆勒主张对劳动大众实行保护。他有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文已经翻译出来了。到了马歇尔的时代,他构建了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和谐理论。西方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现有体制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一方面承认矛盾,一方面要修正矛盾,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和谐。这个和谐是维护资产阶级整个利益的安定,以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利益最大化的和谐。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达不到和谐。

而在未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当中,人与人是平等互利的交往方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达到和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应该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每个个体都应该各尽所能。从现代经济学来讲,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和谐?我们的市场经济承认改革,党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自主创新,还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这届新政府提出来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要求的。但是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看到什么?我们中国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我觉得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和谐的。今天的不和谐对我们是问题,但过去的三十年应该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时代。比大唐、汉朝、清朝的康乾盛世要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么大的国家,农民劳动力慢慢走向城市。农民劳动力有多少?农民人口就有九亿多,劳动力人口占七个亿,现在有三个亿基本脱产,只不过是没有城镇户口,在乡镇企业里干。在城里常住的农民工将近两个亿。没有大的社会动乱,没有大的社会动荡。我们过去的三十年,有四个地方式创造历史的,是创造世界的。

哪四个地方超越历史?一是我们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持续三十年增长。这个速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第二个,我们走向市场经济,绝大部分老百姓,哪怕是穷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有改善的,当然有差距。这么多老百姓分享这样一个改革的成果、发展的成果,这种覆盖面如此之广,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的GDP翻了两翻,现在涨了四倍、将近五倍,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人均收入涨了可不是四五倍。78年统计,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49块钱,现在是3100多块钱。当然如果把物价去掉以后,涨了十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发展的覆盖面这么大,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改善。第三个,我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市场经济。这么大的变革、这么大的东西,不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体制,引进了西方的体制开放,包括企业体制,包括法律框架,包括证券。这种引进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共产党自我改革发动的。现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他们很鲜明,按照他们的逻辑,引入他们的体制,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没有。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而且这个制度改革的结果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这是奇迹。这个奇迹是西方的逻辑解释不了的。这个是第三个奇迹。第四个奇迹,从发展来讲也是个奇迹。我们传统的农业和少部分工业并存的体制,慢慢走向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程度现在是37%,按照人口算,就是城镇人口除以人口总数,这个比例现在是37%。我们78年是多少?10%左右。过去20年,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往上涨。这样一个跨度是巨大的。韩国也是城镇化,但因为它国家小,不到五千万人口。城市基本上把60%的人都装进去了。汉城一个城市就装了1/3的人口,人口比较集中。

但中国这么多人口,三亿农民转移出来,中国每个大城市都涨了几圈。现在是什么程度?北京市现在固定居民大概两千万;没有户口,但长期住在这儿的人很多,包括各部委,解放军总部的工作人员(总后、总参、总政、各个军种、各个兵种)与各大专院校的人口。除掉不算中央各部委、中央机关的人口,那么北京市的基本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北京的老百姓跟现在没有户口但常住北京的比例是1:1。这个比例几乎在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一样,我们调查过。

你把上海的机关,把上海的解放军,把上海的大专院校都去掉,算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来的外来人口与上海市民之间的比例也是1:1。这么大一个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动,却基本上保持一个有条不紊的,一个比较有序的状态,这是很难的。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流民,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历次农民起义就是土地被兼并以后,农民没有地方生存了,成了流民。流民到什么地方,揭竿而起造反,造成了朝代更迭。中国社会两大问题是流民和土地,陈振汉老先生说过,如果流民和土地并存,中国就会动乱、大乱。现在,土地国家也在征用,每年征1600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40公里长40公里宽,这么大的城市,相当于原来的省会。假如每一平方公里按三口居住算的话,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有400万。这不是拆迁房子。农民的土地征走了,既没有承包制,也没有土地可以种了,这样的人口有400多万。农民工1.2亿。流动人口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但我们国家目前大体上还是基本安定。所以说这是奇迹,我们过去的二十年,我们过去的三十年,总体来讲是最和谐的。当然也有问题。

那么回到经济学的体系里。我们强调市场。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引入了有序的市场经济。怎么引入的?也不是全部引入。我们先从消费者市场引入,然后引到生产市场、企业市场。到90年代以后,在市场机制上强调竞争,管制垄断,进行改革。90年代中期以后,电信竞争、航空竞争,铁路、邮政,都是产业组织改革,市场结构在变。国际贸易也在改革。国际贸易这个体制是邓小平提出改革的,成立了中信。整个外贸体制改革是中央高层提出来的,也是对外开放,但那个开放是少数几个最高领导做决策,这是80年代。到了90年代,大权下放到省,每个省可以引进外资。92年邓小平南巡,到了95年以后,把这个权力下放到市。市级领导可以引进外资。像山东一些市引进韩国的外资,都是95年做起来的。去年以后,把外贸出口权给了企业。我们对方开放的权限是一点一点下放的。

这就是从消费者开放到市场开放、产业市场结构开放、国际贸易开放。下一步就是公共品领域慢慢引入市场机制,一点一点的开放。现在很多层次——公共设施、水、垃圾处理、道路清理、地铁,慢慢会交到民营企业。成都、深圳、烟台、济南,青岛,包括上海、郑州,都慢慢对外开放。就是说市场经济引入的次序,从消费品到生产者市场,到要素市场,到市场结构,到公共品领域一步一步开放。这就是静态。从静态学说,为什么经济学可以讲和谐?因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就是消费者偏好参数和成本参数,生产函数中的L上面α、K上面β。这种也是参数,叫成本参数。成本参数和消费参数,两种参数决定了我们相互作用的方式,价格就是这样出来的。这都是有道理的。这个理论是什么?经济学按照一定的本性,按照环境和基本条件的外部性,这两种性能能够自身地、自然地,决定市场价格的供求关系。如果这么做,大体上会和谐。它的基本理念是,按照生产和偏好两组参数决定了价格。大体上能达到社会和谐。这是微观经济学里的基本框架。我认为这样论点在中国过去的30年时间中,大体上也是得到验证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矛盾,但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这个基本架构、这个逻辑层面。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从动态的角度看。从动态的角度说经济学,经济学世界也应该和谐。什么是动态?我们现在强调和谐社会,强调自主创新,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科学发展观,这几句话是讲得通的。我们应该有一个体系把它们串起来。动态大概有六个层次。就是说企业要生产产品的话,要进入市场,可能是个竞争市场。很多企业生产电冰箱、汽车,这就是竞争。但是按照现代经济学动态理论化,一定要通过要素,一定有很多中间环节,原材料、专利、技术要提供出来,这叫中间品。那么中间品当中有很多要素。中间品当中人是一个要素,劳动力是一个要素。有没有技术,有没有专利,有没有发明,用什么样的原材料,用什么样的引进,这都是有技术含量的,都是中间品。那么中间品这一层面必须得创新。必须由大型的研究所、科研机构把产品设计开发出来,然后第二个中间环节是把它变成中间品,最终把它生产出来。大概就这样三段。

最后的层面是增长。中间可能是寡头,最上面的超高层是垄断。有基本专利权的人一定有垄断。这是有先有后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工程,那么这样解释经济学、解释生产过程,是Grossman和Helpman在1991年提出来的。这两个人在Princeton大学做教授,实质是拓展了熊彼得基于企业创新的增长理论。我们知道,索罗在1956年提出的增长模型只是强调储蓄要达到一定要求,并且与投资一致。这个成果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P 罗默给现代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微观化的增长理论。他强调技术创新,创新是内生的,技术不是外生的。强调人要储蓄存款,储蓄率要跟经济增长的轨道一致起来,达到平衡,这是50年代的模式。

80年代,P 罗默的理论认为技术不是外生的,是内生的。技术是经济体制本身内生的,经济体制本身是变量。但当时的想法只是证明了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均衡。1991年,Grossman和Helpman把这进一步微观化。我刚才讲了三个,第一步是生产者,第二步是中间品,第三步涉及到创新。有创新就会有垄断。你有技术要素就要找人生产,把它组装起来,这个组装也许要技术,必须跟企业的空位匹配,要有这种技能的人。把这个设计、这个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需要大量的人,但这样的人一定要把原来的人替代掉。他们就说,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有一个匹配。找到什么样的人生产?这个空位要等待,要有匹配,必须要有个过程。这是第四步。

第五步,有了新的生产产品,新的专利产品的企业,是垄断的。也就是由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就是这样出来的。但正由于利润,吸引了更多的厂商抢这个地盘。什么是抢?抢不是模仿,使设计出比他更好的,更新的,更时髦的来替代这个产品,替代这个现有产品。那么一旦新的产品出来以后,又要找新的工人,原来的岗位很可能毁灭了。岗位的创造和毁灭是同时的。所以,什么叫失业?一个均衡的失业概念应该是:岗位的创造与毁灭过程当中一个净的劳工的流入或流出所造成的差额。这叫失业。有劳动的流量,有可能流出,有可能流入。工作创造的时候,劳动者需要流入;工作毁灭的时候,劳动需要流出。流入小于流出那就叫失业。一个均衡的概念是这样的。

前三步是产品到中间品到技术创造,下三步是空位与匹配、竞争以及垄断,第六步是毁灭岗位与创造岗位,有一个失业的自然状态。从动态来看的话,创新是贯穿始终的,创新造制度,创新过程与人的工作岗位更新相联。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都可以放在里面了。

这是2005年,Mortensen提出的理论综述。他把Grossman与Helpman、Aghion与Howitt的理论创新,把这五、六年发表的文章综合起来,给出这么一个综述。我认为这是动态经济学里和谐的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今天经济学照样是适用的。我们怎么把自主创新,把和谐,把以人为本,把我们讲的公共政策,比如给劳保,给福利,给社保,给救济,怎么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需要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欧洲有一批教授在2004年提出了一个叫《欧洲增长方案》,我认为,这个对我们国家也是有警示作用的。他认为从70年代到8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都强调三个东西:劳动力市场强调什么?第一强调失业救济,第二个是给工作保护,第三强调对工薪阶层征税。70到80年代,欧洲的主要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整个欧洲国家,它的劳工都是被动的劳工政策,强调事业救济、劳动保护和工薪税。这样的政策造成了欧洲的失业率很长时间远远高于美国。失业率很高,平均在10%。到了90年代,很多国家发现这样不对。这样等于是让问题出来以后再去解决。欧洲有些人做很多研究,看能不能在问题出来以前设计政策,强调进步,强调增长。他们给欧洲联盟写了一个方案,就是一个欧洲增长的方案。这个方案或这个提案强调了什么?到失业人数很多的时候,应从有意识的保护劳工为主,保护劳工的就业条件与生产安全进行改革。保护劳工的政策要不要?要。但是,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就业。让人有工作,可以解决安定问题。

我们国家也讲和谐。当然,目前这种做法,可能也有偏向。强调最低工资,这也没错。强调低保,这都没错。但是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最主要是现在强调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好处。但你没有工作怎么分享?你要找不到工作怎么分享?但你想让企业用你的话,必须要开放,必须要改革。

欧洲经济学家(包括Aghion、Bertola等人)说,我们要进一步降低对竞争的限制,让企业有自主权,让劳工市场活起来。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松动。重点实际上应该是多就业。让人们就业,劳动力市场不能干预太多,我们国家现在有什么问题?我做过研究。一方面企业负担很重,税收负担很重;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负担又要压上来。税务总局现在很谨慎,后来外国批评我们,说我们的税收负担重。本来我们做研究课题,现在税政司说不行了,这个数据不能给我,为什么?说数据保密,外国人知道了会说我们的税重。其实他不给我们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我们统计局早就把这个数据偷偷卖给美国人,卖给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悄悄到国家总局要数据,给多少美元,早就这么做了。所以这个数据为什么单对国内封闭。外国人要买要给钱,给的钱很多的。要一个数据盘,很高。数据为什么外流?国家总局信息中心卖给世界银行,卖给国外。税收这个问题,欧洲经济学家强调,你要让企业发展,就应该把企业的负担调的比较适当。企业有两个负担,一个是税收负担,一个是社保负担。欧洲的体制,企业负担税收比较重,税收比较高,社保负担企业也有,但没那么重。社保负担主要政府出,企业交了税,政府承担基本教育、卫生和福利这个基金的70%左右。中央政府财政出了。所以不可能把税收负担和社保负担同时加到企业身上。如果这两个负担都加到企业的话,企业当然受不了。

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国有企业是怎么垮的?就是企业负担太重。实际上就是税收负担与社保负担,税收不能少。现在好点。2001年以前,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60%的税收。60%的税收在国企身上,企业职工的养老、退休、幼儿园的负担也在企业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垮了。这是2001年以前的事。2001年以后,很多民营企业就出来了。他就逃税,认为交所得税很亏。民营企业的实际税率只是在法定税率的一半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执行力度。社保他赖,不搞社保,不出保险。现在国家说要强制你做,不这样做有问题。包括现在曝光。阿尔玛本来是不成立工会,现在也成立了。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如果都要求它跟原来的国有企业那么背,那么民营企业也会死掉。不信试试。民营企业现在活了,就因为一个可以逃,一个可以赖。如果也像国有企业那样压上去,它也垮了。外企有优惠,税收优惠,实际上征一半都不到,15%。我们内资是30%,外资15%。减半政策。实际上还不到15%,大概是7%左右。

所以如果要和谐,原则上便应鼓励创新,中间环节要让劳动力与企业匹配,第三个是新产品必须有利润可以挣,第四新产品要替代旧产品,第五是岗位要毁灭与创造,第六是应让劳动市场流动起来。现在是最终源头的创新有问题。创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动力不足?我们国家报的专利,从数量讲比美国差多少?这个数量差不多。但是质如何?有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像这样一种问题,跟我们的体制一定有关系。跟我们的税收、我们的财政有关。我们的财政是用税收优惠鼓励外企。我们的国企为了消化这个技术,是为了得到技术,为了培养技术人员做的如何?这个体制有问题。现在民企进不来。总是在技术上这刮一点那偷一点。总的来讲,现在民企的技术水平比国有企业落后。因为它初衷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从最低端做起,它有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长此下去的话,一定有问题。我做这个研究。民企有什么好处?有两面性,一种有可能偷技术,有可能模仿技术,有可能假冒伪劣。这是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它们有可能推动技术竞争,把专利价格抬高。同一个技术,民营企业说我来买,出价可能比国企高,高的话可以把这个价格抬上去,给科研单位动力。这叫什么?叫做竞争的效应。刚才那个是模仿效应。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是抵消的。怎么样让民企进入,又减少民企的模仿效应?所以我说,从动态的角度说经济学也是和谐。但难度比静态要大的多,要困难的多。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经济学本来可以追求和谐,无论从静态讲,从动态讲,经济学的理念,本来就要强调这个问题。

讲第三点,我们国家目前在和谐实现过程中的问题。当然,前两个问题也涉及到了。当前为什么不和谐?不和谐表现在什么地方?中国不和谐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是讲国家问题,咱们讲经济学问题。这是我们的同学都可以研究的问题。我为了这次演讲查了很多文献,我发现原来不光中国,而且整个世界,外国也在讲这个问题。经济学过去30年整个的潮流,一个是强调博弈,二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道德风险。不对称、博弈这些东西,原来西方经济学是没有的。上个世纪70年代到上个世纪90年代,那20年,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博弈、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怎样把体制里边的不和谐地方找出来?把导致经济不和谐的体制方面的原因找出来?原因可能是无效率,可能是不公平。过去的30年研究的重点在效率上。这样的研究,一方面研究体制,一方面研究有效。因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因为双方合约不完全,所以有可能带来无效。这种研究给出的标准也是有效性,怎么提高有效性。但是这几年,经济学,包括外国的、中国的,却更多地在关注公平。当前我们中国的问题,实际上也与当代其它国家经济学家关注的一样,其他的经济学家也想我们的问题,哪些问题?五个问题:

第一,公平问题。我们国家现在讲了很多。基尼系数涨了很多,到了警戒线。对不公平的研究,美国比我们提前15年。K·Murphy 80年代末与90年代研究美国的不公平问题。他怎么研究的?他的侧重是从性别、年龄结构,还有学历、知识背景。美国当代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Murphy认为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学历背景、教育程度,是教育程度造成了社会差别。还有什么?种族。比如你是黑人、白人,你是少数民族,是移民还是美国国内的人。还有从社会阶层来研究。从60年代到80年代,将近30年的跨度中,人们收入的提高,主要表现为知识对社会的贡献提高了。收入差别是受教育差别,还有移民和身份地位的影响。这是美国需要调整的问题。他这个观点提出十四、五年了。后来他因为这个得了Clark 奖。

在欧洲,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 Atkinson 专做公平问题,做收入分配的研究。他从2001年开始到2004年,做了一系列关于欧洲国家社会分配不公平、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他怎么研究的?他看人口里边收入水平最高的10%在社会总收入当中比重是多少?用这个指标来计算一个国家收入不公平的程度。他研究了英国、荷兰、法国、瑞士,他也研究了美国。他的主要发现是,英国与美国,从20世纪初至1976年,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口、1%的人口、0.1%的人口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但从1977年开始,这个比重开始回升,使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最后1/4段中提高了。1977年是中国进入“文革”后时期的起点,中国的收入不公平也是从那年开始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收入不公问题,人家也研究,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印度是U形,就是说收入水平两边(低端与高端)是很高的。中间状态的人的分布是很低的。中国的收入分布是倒U形,尾巴小一点,中间很大,不完全对称。中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比印度要好。

我们从财政这个角度说,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与户口有关,与就业有关。有户口的城市居民和没有户口的农民之间,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人之间差异很大。根据我的研究,有工作和没有工作,还有有户口和没有户口的,这是最主要的。有户口和没有户口的工资差多少?大概差三倍。农民工大概平均收入是600—800元,有户口的2000元,三倍左右!有工作和没工作大概收入差8倍。如果讲原因的话,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解决的问题就应该是户口制度。这是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业,而不是社保。应扩大就业。目前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多用人,鼓励创业的人多雇人,应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比较好的创业环境。应该这样想,而不应该过分管制它。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管制问题。这也是大问题,也是造成不和谐的很大问题。我们讲了竞争。80年代开放,改革就是放开,打破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到了9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管制制度。这几年应该说像发改委、工商行政管理局,还有税务部门,都在改革。工商方面改革、税务部门改革和其它改革不大一致。你只要看窗口,看什么窗口?看服务窗口。你到税务局问问该怎么交税,跟到银行存款,到工商局办执照,都不一样。态度最好的是银行,其次是工商。到税务部门问问,我税该怎么交?他不理你。我为国家交税好像是在求他;按道理说你是为我服务的,如果老百姓纳税是作贡献,你就应该好好服务,但就是服务的意识没有上来。现在国家非常强调这一块,包括发改委对很多外资企业并购加强管制。我不是说不应该管制,肯定要管制。但是工商执法,北京菜市场有人把一个执法人员捅死,矛盾这么激烈。执法、管制体制中肯定有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你怎么样改进管制?要罚要收这没有问题。但是从管理上,从管制角度说,要改革。好好想想怎么服务。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在强调绩效,包括企业,包括引进外资,在观念上不够。竞争引入什么?应为市场提供动力。从发展增长速度的角度看问题,国家管制得好,强调竞争的话,会提供竞争的源泉。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什么?上升到经济增长的高度。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怎么做?我感觉到这两年国资委的一些指示,包括目前跟外面谈判,对外国企业并购制定的规范,没有谈到竞争,只谈到管制。这样的想法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创造和谐社会的追求是不一致的,是目前非常大的问题。不和谐,除了公平以外,管制是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竞争。这个绝对有关系。必须竞争。这也与地区差别有关。我做的研究发现,1994年财政改革后,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也做了调整。目前我们中央给地方大概每年有1个亿左右。我们财政预算去年是三万两千亿。中央财政收了大概一万七千亿左右。中央花了七千亿,有一万亿转移给地方,转移给地方的一万亿当中,不是因为西部地区落后、贫困才转的。转移的主要原因是让94年财政改革以前的基数不动,不差于那个水平。但这样一种转移指出达到四千多亿,占40%左右。像教育、卫生,这样的转移才三千多亿。这两项加起来七千多亿。至于少数民族、扶贫、老少边这种专项的、特殊地区的,加起来才一千多亿,没多少钱。还有中央给哪个地方汽油补助了,哪罢工了给点救济钱。今年取消农业税,中央拿出400个亿,使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县财政不至于维持不下去。这种激动性转移也占一千多亿。这样加起来,就是说中央对地方的狭义的转移支付不到两千亿,力度很小。这样的制度下面地区差别有多大?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大概是7000元左右;最少的人均900多块钱,是贵州。差了8倍。这个差别在过去的10年没有缩小。地区性的差别没有缩小,而在扩大。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是不利于和谐的。有差别,人口就要流动。流动的话就造成了很多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北京市GDP高,但创造GDP的有很多流动人口。固定人口只有700万,外来的农民工占1000万。陕西是输出人口,很多人出来。差别之大肯定是造成不和谐的主要问题。

地区差异又与区域间竞争有问题,竞争与招商引资又关系密切。像苏州一位新加坡人搞科技园。据我们调查,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讲土地转让给外资。本来100万元/亩,20万元就买了。北京也是这样。我们从挂牌的价格可以看出来,综合的土地价格是3800.5元/平方米,如果是盖房子,商品房,这个土地价格比较高,是每平方米6500多块钱到6800多块钱,相当于400万元/亩。第三个叫做商用,不一定是造楼的,也许是写字楼、办公、商用的,这个5400多元/平方米。第四个是企业,叫做企业用地,实际上是招商引资这个土地给你办企业,给我拉来成果,是每平方米670多块钱。按照1/5的价格用来招商引资,北京这样做,上海也这样做,广州也这样做。招商引资最主要的手段是土地。这是地方财政里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中间有很多腐败,因为要竞争,要招商,政府的思路应该说不完全不对。土地可能增值,这没问题。土地应该是属于全民的。美国也曾有这样的现象,欧洲也经历这样的现象。发展过程中土地是增值的,这是好事,但你怎么造福人类?把这个利益让老百姓享受?地区差别与地区竞争是一个大问题,是不和谐的大问题。

我认为第四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协调、社会发展,我们的公共服务没有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所谓公共服务就是教育、卫生、社保等问题。这属于公共服务问题。拿卫生来说,其实我觉得公共服务体制,基本卫生体制的提供,跟医院体制是两回事。政府对公共卫生设施与保健体系的提供是应该的,但是这跟医院要不要民营经营是两回事。美国、英国,收入很高。一个市一个州都有一个公立医院,黑人、没有钱的可以免费医疗。我要说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在公共服务享受上的差别太大。最近《鲁豫有约》都是跟农民工有关的。有一个农民工的孩子在北京上学,问这个小孩将来做什么?这个男孩说得很好,说我要做大官。他非常非常可爱,也觉得做官好。中国基本的教育体制对农民工是排斥的。高考分配指标的办法一定不对,每个省份的指标,高考的指标,这是个怪事。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是地区分割的。目前我们的劳保、我们的福利是地方为基础构建的。这样的体制就是拒绝外来人口,包括教育。像苏州市,下了一个决定,06年开始,在苏州的外地子女一律可以就学。可是后来实行会困难很大,为什么?全国人口都会到那里去了。

这个问题的结症是什么?从本质上讲,基本公共品不应该由地方来提供。原因就在这。这是几百年的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已经了。教育、医疗、社保,这三样东西。受教育,医疗保障,社保,必须保证基本的公平。必须覆盖全社会。而不应该排斥外地人。至于钱怎么出可以商量。可让地方把钱交给中央,但应由中央出大部分,地方政府只是补充,这是必须要明确的。因为我们面临的人口流动规模是空前的,中国近代的农民工进城,形成了像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当时的农民工也不过几百万,造就了上海、武汉、广州。我们这次人口大流动规模是上亿人口——1.2个亿,这是空前的。明朝以来,中国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迁移。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公共体制、我们的公共财政体制、我们的公共服务体制还像原来的画地为牢,按照本地区、按照居民、按照户口来安排肯定有问题,肯定不公平。你必须把基本公共品、地方公共品分开。像教育、卫生和社保应该是基本公共品。这是我说的第4个问题。

第一是公平,第二是管制,第三是地区差别,第四是公共品提供与公共服务,第五个是中外关系。这是不和谐的因素,也是大问题。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不平等。我们做过研究,应该交30%的税,外资的减半15%,实际15%也没有缴足,只交7%。这样的不平等,当然引起了矛盾。我们在研究中用外资企业交的税除以它的产值,这是个宏观的税率。各个省之间可能有差别。贵州、河南外资企业的税收和产值相比,这叫该地的宏观税率。这个东西跟到位的外资是相关还是不相关?

如果是两税并轨后会出现外资外逃,比例高的一定是三资企业少的。外资企业多的省一定税率低。但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如果有关系的,它的相关性并未显示出来。外资企业到中国做,关键是看好中国的市场。中国市场大,能够抵消你税收上面的负担带来的副作用。有些地方税收高,对初次投资有作用。但是投资是不是继续?是不是发展?是不是保留下来?关键看商业环境是不是好,能不能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关键看这个东西。

上述这些问题都会造成不和谐的。我说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什么?是说明我们的不和谐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但很可能从更多意义上来说,是因为我们市场经济不完善、不充分带来的,是我们的转型、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而带来的。应该这样讲,有没有问题?问题很多。第一我们看到了,我们比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好,我们当然有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这没问题。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是从经济学静态层次和动态层次来研究如何达到创新、和谐与人的福利方面的高度统一。而这个问题欧洲在研究,美国也在研究。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应该说我们国内也在研究。

第四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怎么样来协调,怎么样实现和谐。以人为本,自主创新,我们怎么样给企业更多的优惠,让市场经济更好的发展起来,而不是否定它。公共服务也应该这样。我的主张一个更好的,合同制的公共服务体系。80年代我们搞承包制有很多问题。在现在的财政体制中与其是让地方政府之间博弈,还不如让地方的人大,让公众有更多的发言权,更多的知情权,通过搞绩效来度量你做的怎么样。应该有监督,而且这个监督不像现在这样,只是自上而下的审计。我们现在审计做得很好。如果是问题年年提,年年审计,但就是不能解决。我们就要问了,既然不能解决,靠过去的体制下去行吗?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人大的监督,通过地方公众参与地方财政预算的讨论,然后让政府和人大,政府部门之间有一个承诺,慢慢演化或改善规则,我们需要这样更深层次的改革。

 

提问:经济学产权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涉及产权问题。现在都强调产权问题,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及到私有化问题。您认为这种私有化对深化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有没有帮助作用?如果私有化是一个必然途径,那么私有化对和谐社会有怎么样的缓解冲突和矛盾的效果?

平新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大概讲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私有化。99年以前,国有企业就有26万家,现在只剩下2万家。包括中小大,大型企业163家,现在大部分是中型。所谓中型的概念就是工人1000到3000人。3000人以上是大型。20万多家降成2万家。当然有并购,但是大部分都卖掉了,卖给私有企业,或者被其他企业兼并了。体制改革到现在,我认为基本完成了。目前的国有企业,要是都私有化我觉得不好了。俄罗斯做得快,很颠覆性的。中国没有这样做,就是部分私有化,但也卖掉大部分企业。这里边肯定有很多问题。可以卖,这是对的。到了2004年以后,我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卖了。国家应该保留一部分企业。这么多企业,占工业产值的51%左右。把直接控股企业算进来。很多股票上市。纯粹的国有与公有的比重还有50%以上,这没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大部分问题04年解决了。从98年到04年,中国的6000万工人下岗了,企业卖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改革,这么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目前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只强调产权是不合适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效率能不能提高,而是应该怎么样用这样的国有资产为人民服务。现在应该关注这个。目前做得不好。国有大企业不是让你挣钱的,是让你为老百姓服务的。现在国有企业做得不错,有汽车、手机,还有其他,都是挣钱的,都是优质资产。像这样的优质资产,我觉得下一步改革应该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公共财政的范围。预算应该由人大委员会,而不是国资委掌握。预算应该给财政部。现在的预算都是由人大。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要不应该在产权上彻底私有,而应该考虑如何纳入公共财政体制上。也就是说,效益目标转移到公益目标为主。用国家资产为老百姓谋利益。我认为这个要改革。

第三,环境问题与产权明晰问题。历史上从来没有做到过彻底私有。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做到过彻底私有。美国也有产权问题。美国的国土、美国的资源都是国家的,也没有私有化。这种资源,包括沙、矿产也没有完全私有化。都私有化了,国家靠什么?纯的私有化,历史上没有过,在今天也没有国家实行。俄罗斯私有化了,国家还有没有资源?不能完全私有化。这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土地、矿山、石油,还是国有化。这些东西私有化了,我相信肯定做不到,肯定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安全基础。

第四,现在环境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当然跟产权不明晰有关系。我们做过调查,像南方一个省——浙江的两个县。一个县的废水把溪水污染了,下边的河流也污染了。本来溪水是非常清澈的。现在把环境污染了,两个县之间打架,两个县大队之间动武了。到了这个地步,你说这样的问题产权能解决吗?不能解决。要和谐,要合作。我认为产权不是一切。像这样的问题,靠谈判,靠私了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需好好合作。

这是我的看法。我也写过文章,应该产权改革。但是中国到了今天,下一步应该做的,就是在目前的格局下,让国有资产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提问: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作为经济建设的市场主体,我们国家一般要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它为经济建设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发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盲目投资,比如市场竞争不公平。有时因为有地方政府支持、偏袒,竞争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及这个问题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平新乔:80年以后,地方政府功能有两面。一个是正面,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是中国新体制的创造者。体制改革当中,很多是地方先做出来,提供了新制度的创造者和试验者的作用。包产到户、对外开放的一些做法,都是地方率先干的。这个作用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促成了市场开放。如果没有这个作用,很可能中国改革没有这么快,发展没有这么快。国家经济增长是首位的,发展是硬道理。只要这个口号没有变,地方主抓经济的定位可能也没有错。问题是可能不够全面。我同意它有正面的作用。

但除了这个以外,它需要调整。说到底还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发达,说到底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好,所以地方政府要充当老板,充当董事长,充当担保,为企业担保来招商引资。但老是这样下去,腐败永远降不下来。经济造成的不平等、国企跟民营企业的不平等竞争是不好的。所以必须抓住政府功能转变,必须要有约束,要改革。在美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的位置就定下来了。开始不过是松散的结构,没有预算。到了上个世纪初,美国进一步强调搞绩效,有些突出的项目可以做预算的,先做预算。经济发展GDP指标、招商引资这种位置,目前还须继续下去;但是可以强调公共卫生、教育、社保、治安、道路安全,还有老百姓的满足程度、公共用水、环境问题等公共服务指标。这样,慢慢可以约束它。

还有一个问题需从宏观上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异质的经济。如果企业和企业之间生产同一种产品,每个人都一样,这叫“同质”。如同质经济,则上面一个政策,下面都改了。在中国,地区和地区之间,同一个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差异非常大。上海和浙江差距小一点,但上海、浙江和陕西、宁夏、甘肃差距非常大。这样的经济当中,一定是效率不一样,异质性很强。为什么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的宏观变量上达不到西方那样有效。美国调利率作用很大,但中国调利率就没有那么大效率。中国微观经济地区差距太大。这种差异又跟行政体制有关系。各个地方有自己的文化,关系网有宽有窄。这样的东西是非物质的、非统治的。地区差异太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运用西方的宏观杠杆可能不灵。市场经济发展了,企业大小可以不一样,但企业行为要一样。说到底还是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我们既要承认地方政府的作用,同时也要慢慢规范它。我想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注意到了。应该说经过10年,如果在这个地方有起色的话,应该是中国的大幸。

 

提问:第一个问题,跟刚才的同学差不多。您在讲的过程中间提到地区差别和公共服务脱节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体制问题。我们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您对于这个分权的方向是怎么看的?

第二个问题,您提到管制问题。您说管制做得很不好。我想问一下,您的观点是不是更大地推进市场自由化?如果是的话,您认为当前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当中,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平新乔:我的判断就是:尽管94年想集权的,但中国目前还是分权。

第一看的是每个省的财政支出,不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这个指标从93年到03年十年。93年各个省平均14.6,03年是21.8。即地方政府占本省的达到21.8,还不算中央的。十年中涨了7个百分点。

第二个每个省人均财政支出在94年到03年十年间涨了3.8倍。94年多少钱?大概是800多块钱;03年是2800块钱。这个速度全世界少有。GDP涨了两倍不到。这个增长速度涨了3.8倍。

第三个,地方财政占全部预算支出的比重目前是74%。你看世界上各国地方占预算的比重,中国比例是最高的。省市县加起来花的钱是预算的74%。所以尽管94年搞了集权,但实际上还是分权。除此以外还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预算外。预算外基本上是地方的小金库。土地还不算预算外,土地是外快。地方政府土地收入04年大概6800亿。所以,地方政府说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我说这个话不要这么说。地方目前总体上是有钱的,总体来讲是处于强势而不是弱势。在省以下,地方资金有问题。省政府截留了,给县一下不到40%。这不公平。全国平均每个省人均财政收入是2800多块钱。地方政府里面,平均是2800多块钱,每个县只有500块钱。县政府财力太少了。地方政府内部有一个不平等,但总体有钱。应减少地方政府的层次。现在一个部门十几个副主任,一个省几十个副省级干部,不正常。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开支的占1/3,这是不应该的。说到分权,我认为目前不是分权的问题,而是分权当中资源配制不合理,地方政府拿了这么多钱,没有把事情办好。

第二个问题管制问题。要加强竞争。我认为应该是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我们的行政权力很大。北京那么多家办事处。31个省,应该有31个办事处;可北京多少办事处?北京有5000多家办事处。不光省里有,每个市有办事处,每个县有办事处。大企业,很多著名企业,在京也有办事处。加起来5000多家。现在部门规制权力太大。你批个条,能不能进入,能不能执业,能不能开业……这个权力在部委。还有国资委,一句话就1000万、2000万,这是不正常的。你要给个理由,不能这样做的。

如果这样的话,实质是鼓励大家拉关系。如果公平、公正、公开会好很多。关键是什么?国有企业有一些资源配置机制确实有问题。是规则问题。怎么样让你这么好的资源为大家服务?条件差的可以开放,可以让外资进来;至少你得公开。还有教育。教育这一块应该多办一些民营的。其实我们北京好的中学、南京好的中学,哪个学校没有挂着国有中学的牌子,行着私有学校的制度?借读学费比大学生还高。在山西调查,发现转校生(中学生)学费一年一万,比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高一倍。福建六千,浙江三万。有没有更高的?有,一年十万!靠这个养教师。这样的东西其实上都是不公开的。由于规制造成的。应该由教育部定一个规则,做一个标准。公办学校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可以这样做,可以竞争。这个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双轨制,我想我们北大也有。像这样的问题,都跟规制有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有健康的竞争的话,就应该是国家定一个基本准则,整个标准定了以后,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应该让消费者监督。目前这样的问题,金融服务领域更突出。所以对规制改革我觉得一定要关注。

 

提问:中国重工制造企业被外资掌握,请问您是否认为这对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平新乔:我认为这是个问题。中国最有价值的就是制造业。中国农业没有优势。中国有一些手工艺品是非常有优势的。主要是制造业。我们前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并购、重组,也做了一些改进。但是有一些做得不好。中央国有企业现在有163家,还有一些很好的制造业项目,很好的内核,政府指导。一个省出面,为了上市。哪个企业上市价值高一些,好多省这么做。山西、河北、四川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话,企业的并购没有做成功。中国优质的工艺、优质的制造业品牌,如果以很好的经营方式引导的话,可以做得很有价值。欧洲人看到这一点,跟我们打交道的外资商人都看到这一点。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如果说卖掉,人家肯定买。可以加十倍,甚至十倍以上。但一个国家,像韩国,韩国SK是自己的民营企业。它决不会让美国人打它的主意。会保护。这块怎么规范它?一方面要引进外资,可以参股。并购也不是不可以做,也可以做,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做,任何国家都不会这么做。包括中东国家也不会这么做。目前这个规则是暂行规则,只不过这个项目先不批,但规则没有出来。规则没有出来,我们需要研究。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99%并购走了,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肯定不会答应。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我们的资产?如果保护不好,别人也不并购走,却让自己消耗掉了,也不好。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平新乔、张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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