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学经过哈耶克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研究已被经济学家们认识。本文所做的是对知识的互补性和本土性的哲学和经济学的讨论，提示“知识”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涵义。
在分工的社会里，如果每个人只是占有人类社会全部知识的极小片断，那么社会怎么可能协调这些分工呢？如果保留“作为过程的市场”这个前提，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可分为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新观念的发生学问题，第二个是新观念的传播学问题，本文提供了对新观念发生学问题的一个解答。
“知识就是力量”，应当修正为：知识仅当它被本土化时才是力量。当人们意识到大脑理知能力的局限性时，对权力（首先是经济和政治的权力）的追求转化为对专业化的追求。我的观点是：在一定条件下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可以导致知识的局部化和本土化。这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知识就难以深入，于是知识的局部化成为一个趋势。
知识的局部化并不意味着知识传统对外界的封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互补性观念的辩证发展，它提供了在不同的知识传统之间交流的经济激励。
知识的互补性有两种形式：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断之间沿时间的互补性（简称时间互补性）和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在空间上的互补性（简称空间互补性）。在局部化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是同一类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
一、 引言
“知识互补性”这个观点至少有三个来源。其中两个来自关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学。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来自哲学。
经济学家总是倾向于接受“阿罗-罗迈尔”的基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对收益递增现象所做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每一项新的资本品中所包含的新知识，由于享用这一知识的“非排他性”，最终得以帮助每一个经济主体改善其生产效率(Arrow，1962; Romer，1986，1990)。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广泛地接受这么一种解释，理由在于，当我们把收益递增全部归因于知识的“溢出效应”时，我们可以保存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凸性”，从而保证市场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虽然，有人已经证明在有“溢出效应”的场合，一般均衡的解通常可以是无穷多的(甚至是连续无穷多的)。如果一个理论的解居然可以是连续无穷多的，换句话说，任何可能的情况都可能在这里发生。那么这个理论的解释力还能够剩下多少呢?所以我们不妨认为，通常称为“新增长理论”的，基于“溢出效应”的收益递增理论只是形式上延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它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解释力。
另一方面，商学院的企业专家们喜欢谈论我所谓的“庞巴沃克-阿瑟”解释。这一解释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锁入效应”，它无视知识的溢出效应(Bohm-Bawerk，1890; Arthur，1989; North，1990)。锁入效应最终的论证导致将收益递增归因于特定知识传统的内在结构。这也是我这篇文章所持的角度，虽然，单纯的“锁入效应”理论，虽然可以被纳入经济史论说，但仍嫌过於狭隘以致难以用来分析“知识”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社会科学与人文涵义。
“内在结构”理论相对于“溢出效应”理论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在逻辑上更加清晰和彻底，它只需要论证它自身的结构，而不需要涉及技术在整个社会内的扩散过程。同时，当我们需要经验地追究一项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时，依据技术知识的内在结构往往比抽象地假设一个空泛的“溢出效应”要切实得多。尽管这一优越性也有它的代价。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基于知识内在结构对收益递增所做的解释往往破坏了生产函数的“凸性”。不过这一看法从来没有被严格地证明过。
这篇文章将按照现代哲学认识论的观点重新阐释笛卡儿关于知识互补性的陈述。关于知识互补性的看法，虽然见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话语，例如贝克尔等人的文章(Becker et al， 1992)，但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以致没有办法得到蕴涵其内的丰富的社会理论的和制度经济学的意义。
笛卡儿在他的《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反复批评当时流行的观点棗在科学中实行分工是理解世界的最好方式。他认为，一切科学最终是相互联系着的，所以对于我们的心灵而言，最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应当是把握人类全部科学知识，而不是将它们分裂开来。从笛卡儿的时代以来，人类知识的总量已经增长得如此巨大，没有任何心灵能够把握哪怕是这一知识总量的极小的片段。心灵的全面启蒙，这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们所追求的境界，对今天的大多数学者来说只是美好但不现实的梦。今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纪律，是技术语言的独断，这些生存方式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换句话说(所谓“后现代话语”)，我们可以认为，审美的生活态度已经逐渐被在“知识意志”掩盖下的“权力意志”取代(Nietzsche，1967; Habermas，1987)。“知识就是力量”应当修正为“知识，仅当它被本土化时才是力量。当人们意识到大脑理知能力的局限性时，”对权力(首先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的追求转化成为专业化的追求。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可以导致知识的“局部化”或本土化。这是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哲学认识论等领域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术语，它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专业化”。知识的局部化不意味着对知识传统对外界的封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知识互补性---观念的辩证发展，它提供了在不同的知识传统之间交流的经济激励。
劳动的分工被异化成为“知识的分离”，这一点很早以前已经被哈耶克(1937，1945，1952)指出来，当做一个其重要性超过了“劳动的分工”本身的经济学问题，他并且指出，经济学还远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哈耶克自己也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满意的解答。他甚至没有按照可以解答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哈耶克的问题是：在一个分工社会里，如果每个人只是占有人类全部知识的极小片段，那么社会怎么可能协调这些分工呢?在哈耶克看来，全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对这个问题(“看不见的手”)的解答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因为新古典理论一开始就假设每个经济行为人知道全部市场价格，并且假设了一个有权力调整市场价格的万能的“喊价者(auctioneer)”。这就已经把做为“过程”的市场从哈耶克的问题中假设出去了。为了回答哈耶克的问题，我们必须保留“做为过程的市场”这个前提。但是市场做为“过程”，这是一种“演化”的观点。
关于“演化”的种种理论自八十年代以来始终在试图回答演化观点自身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着比哈耶克的那个问题更加清晰的形式。任何一种演化理论都必须回答的这个基本问题是：如果一个群体的所有个体都被限制在一个知识传统的内部思考和交流，那么个体怎么可能产生和传播新观念呢?这个看上去平淡的问题，其实有着深厚的哲学阐释学背景，并且直接联系着传统悠久的，以“存在”为核心问题的哲学叙述。如果一个人所能够想到的和能够说出来的都是早已被同一个知识传统里的其他人反复想过和说过的东西，那么他能够思考和说出一个“新”观念吗?或者用更加哲学的话语，一个人怎能突破他自身历史的视界，并且进而改变这一视界呢?这么一个问题在演化理论中被传统地分成两个子问题来解答。其一是所谓新观念的发生学问题。其二是所谓新观念的传播学问题。我的文章只关心第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知识传统在一个人进入劳动分工的博弈之前很久就存在了，那么这个人的最大化决策将被这个知识传统所限定的他的“视野”也叫做“视界”所塑造。换句话说，个体在博弈中的决策是由博弈的信息结构塑造的。那么个体怎样突破“视界”呢?个体怎样在“信息集”之外思想呢?个体怎样去想那“不可想象”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在非对称信息博弈中相当于“如何理性化处于均衡路径之外的非理性决策?”这个问题。这类问题对不熟悉西方思想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早就有“直觉”，“悟”，“感通”，这样一类思维方式。至少我们不决然否认心灵通过这类思维把握真理的可能性。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受到传统“视界”限定的个体，完全可能通过“顿悟”来感通到西方人认为是“彼岸”的东西。我在这里的讨论不能不首先将这类东方思维排除出去，为了逻辑上的清晰。须知，“逻辑”这个东西原本就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是“逻各斯”在心灵里的形式。因此当我们必须讨论学理或需要逻辑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排除东方类型的思维。
当代认知科学关于新观念在人心中生成的过程提出了三个主要结论。首先，如果一种现象模式反复出现，那么心灵倾向于创造一个新概念来把握它。这个结论不外乎休谟的“因果性联想”，只不过按照叔本华的理解，这里的现象联系由于反复出现而获得了某种“稳定性”，从而与“幻觉”相区分。第二，心灵对于一种新的现象模式与一种已知的现象模式之间的相似性比较敏感，倾向于创造新的概念或者修正老的概念来把握这两种现象模式。这个结论也没有超出休谟关于心的哲学的应用。第三，心灵倾向于把新的现象同已经知道的曾经为人带来好处的现象模式联系起来。越是曾经带来重大收益的现象模式，越容易被心灵敏感地拿来对新的现象进行整合。
上述的第三个结论要求经济学的和哲学的解释。这一解释或许可以提供对“新观念的发生学问题”的解答。我对这一认知科学结论所做的经济学和哲学解释，提供了对新观念何以发生的问题的一种解答。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传统的形成应当基于下列三个必要条件：(1)任一个体的心灵，受到理解和记忆能力的限制，从而不得不在获取知识方面实行分工;(2)在分工获取知识的人群里共享着一定的“制度知识”(例如“语言”，例如“倾听”的意向)，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3)关于同一类型的知识的各个知识片段之间存在互补性(例如数学知识里的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传统之间存在互补性使得个体对其工作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这两方面的知识互补性提供了经济激励(利润)使个体愿意承担风险去体验其个体经验之外甚至其知识传统之外的新事物。正是知识传统的这第三个必要条件，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题。
学习数学知识，做为一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来理解知识互补性。假定我从来不知道“乘法”运算。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就是“加法”，也许还有“减法”。假定我日常的数学问题是把一千个“一”加在一起。这里顺带指出的是，任何关于知识的“规模效益”的假设，不论是“收益递增”还是“收益递减”，都可能是错误的。首先，我根本不知道使用“乘法”可以为我节约多少计算时间。其次，我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才可以发明或学会那种叫做“乘法”的新运算方法。事实上，在所有那些被我相加的“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关系将随着我做加法次数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明显。可以断定，当我的心灵终于(经过许多次体验，达到某个经验“阈值”之后)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相似关系时，我总可以发明或者从其它知识传统那里学习到“乘法”运算。这样一种演进的内在关系说明，获取知识的行为可能一开始并不经济，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可能成为经济的。所以，关于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的“规模收益”的任何假设都注定不成立。因为“规模收益”的递增或递减性，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是“内生的”并且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外在地假定的。事物的“逻各斯”(或者知识的“内在结构”)必须通过时间的展示给心灵，而且展示的速度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
一个知识传统是由许多个体的学习过程来保持的，同时，如果存在着交流并且允许新观念传播和引发均衡的转移的话，这一知识传统就会通过这些个体的学习过程发生演化。学习过程把知识从一代人传递到另一代人，同时，在上面关于交流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熟悉知识的内在结构，揭示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关系”以及休谟式的“因果性关系”，这些过程不断降低发现新观念的成本，同时增加新观念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好处，从而为创新提供着不断增加的经济激励。
在下一节里，我将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重新阐释笛卡儿关于知识互补性的论点。我的讨论涉及到当代关于知识的哲学的经久不息的论争(Taylor，1995)。我将从两个通常认为是颇为不同的西方思想传统中汲取论据。这两个传统是：英美思想传统和欧陆思想传统。我从这两大传统得到的论据支持了我关于知识互补性的两种形式，也就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之间沿时间的互补性(简称“时间互补性”)，和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在空间上的互补性(简称“空间互补性”)。
在第三节里，我简单地假设了获取一类特定知识的行为的收益递增性(假定已经存在着知识互补性)。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在于，如果一个学习过程始终表现出很高的获取新知识成本，那么这个学习过程以及由它所积累的那个知识传统原本就不太可能存在。或者它是存在的(也许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种族的原因)，但却不能够由经济学得到解释。在这样一个简单假设下，我将说明关于一类特定知识的传统如何可能生成和可能演化为纯粹“局部”的知识，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如果从另一个传统学习知识的激励变得足够强烈)，演化成为混合了两个知识传统的知识。最后一节是结语。
二、 “知识”概念
现代认识论关于“知识”概念的典型表述是这样的：“十七世纪的思想家总是讨论观念(ideas)，当代哲学家则把句子看成是认识论探讨的对象。知识是真根据之上的确信，所以知识的增长就是在已经确信的东西上增加新的确信。认识论于是首先是评价那些可以改进我们的确信的方法，不论这些确信是以句子形式表述的亦或仅仅表现为对于句型命题的态度”(Thagard，1991)。这样一种观点不仅符合主要植根于英国经验主义的“安格鲁-美利坚”哲学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正在经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后语言学转向的欧陆哲学传统相一致(Pollock，1986)。这两大哲学传统关于知识理论的分歧主要发生在如何理解“确信(true justified belief)”这个概念本身。受到康德哲学的主导性影响，欧陆传统倾向于所谓的“自圆其说理论(coherence theory)”。也就是说，一套信念是真确的当且仅当这些信念构成一个自恰(无矛盾的)体系。不过这一理论是基于康德关于“物自体”的不可知论之上的，它受到来自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的挑战(Solomon，1987)。英美哲学传统受到主要是洛克和休谟的经验论的主导性影响，倾向于所谓的“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虽然这一理论在洛克那里和在休谟那里有相当的区分;后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怀疑论巨匠，前者则带着强烈的机械论眼光。“对应理论”认为真实相信的东西一定要对应于外在于信仰体系的某些东西，不论这个信仰体系被构造得如何“自我圆满”(Lehrer，1990)。这一理论受到在贝克莱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一派语言和分析哲学家们的挑战。它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派人物就是晚期的(写《哲学探究》的)维特根斯坦，尽管早期的(写《逻辑哲学》的)维特根斯坦正是这个反对派的对立面。
关于“确信”问题的第三派理论，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美国式的“粗糙哲学”，就是所谓“实用主义认识论”。实用主义哲学的优势也是劣根性，是它总是以“效果”做为判断一切论理的准则，它是“问题导向”的哲学或仅仅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因为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态度从来没有能够发展出精细的哲学理论)。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哲学与欧陆传统中异军突起的存在哲学有重要的相通之处。因为一旦我们强调“问题”以及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时，我们已经开始从古希腊式的旁观宇宙的“本体论”态度转而关心我们现实世界的“存在”问题了，我们已经把生活世界摆在哲学探究的首要位置上了。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应当记住这些重大分歧。但是上述分析说明西方主要的几个思想传统关于“知识”概念本身的定义是一致的。
使知识显示出自身结构“互补性”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知识只能逐渐积累。换句话说，知识进步具有连续性。如果我仅仅看到过几只白天鹅，我对“天鹅是白的”这句话就不会有什么确信，我甚至不知道怎样把天鹅从一群鹅里区分出来。但是如果我继续不断地看到许多白天鹅，我会倾向于相信“天鹅是白的”，至少“大多数天鹅是白的”。这里我每一次观察到白色的天鹅都在我的知识存量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片段，因为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使我或者增强或者减弱(通过例如调整样本在白色和黑色之间的概率分布)“天鹅是白的”这句话的确信度。我已经体验过的东西只是揭示了知识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以这个方式存在的知识永远等待着新的经验对确信度的修正，从而老的知识永远需要以这种方式被转化为或者“更新为”新的知识。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必定是连续的，因为我的观察或体验只能沿着时间展开。人类知识内在的互补性于是首先表现为在“经验过的”事件与“将要经验的”事件之间的互补性。不妨叫做“沿着时间的互补性”。
经验沿着时间的互补性不能由一个逻辑曲线来描述，虽然研究技术进步的学者们常用它来描述新观念的传播过程。事实上，旧知识通过新经验被转化为新知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必须被想象成由无限多的“惊讶”(新发现)构成的序列，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起惊讶的体验被心灵理解并且变成常规。例如当我在一个新的地方突然见到许多黑天鹅时，如果我见到的黑天鹅足够多，达到某个经验阈值，我会惊讶地发现我开始相信“大多数天鹅是黑的”。当然，继续体验下去，这个发现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地方了。
知识互补性的另外一个基础植根于人类理解的逻辑中。人们相信，只有当心灵被两个结论相反但同样有力的理论逼迫到角落里时，它才会变得富于原创性(Kant，1996)，尤其是当现实问题迫使心灵面对和必须解决这个“二律背反”时。这种起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在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例如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它在英语中只得到部分反映，那就是在英文词“issue”的诸多涵义中，有一个是：争论的焦点或论题。
对于理解知识互补性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注意到柏拉图是通过苏格拉底同各个持不同论点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来发展他自己的全部观点的。赫拉克立特的古老的“逻各斯”，正是通过对话者寻找能够综合“正题”与“反题”双方优点的“合题”来揭示它自身的。当两个同等合理的原则在某个场合下针锋相对时，并且当对话者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压力从而必须“实用主义”地面对争论和寻求解决途径时，人类理解力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穿透到比原有命题更加深入的层面去建立新的理论原则。这样，我们可以将原来对立的两个知识传统，也即心灵从不同角度探究同一个问题所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看成是互相补充的。知识的这种互补性，应当被叫做“沿空间的互补性”。
学外语是知识的“空间互补性”的一个方便的例子。学习外语的人必须突破自己母语的知识传统，为了某种潜在“利润”而冒险进入一个异己的语言传统。这一潜在利润就来源于两个语言传统之间的知识互补性所可能带来的好处。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会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因为在商业竞争中仅凭本地方言很难争取到外来客户(香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雇员语言能力的差异同时也被香港劳动力市场敏感地通过工资率的差异反映出来。其它方面的例子包括：在物理学中，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的“空间互补性”;在语言学中，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论(nativism)与例如来自认知科学的“连通主义(connectionism)”之间的空间互补性。后者认为即便是计算机，经过学习和自我开发复杂的数据连接方式，也可以具有人类语言能力(Ramsey et al， 1990，1991);在政治学中，自由主义论证与古典自由主义论证之间的空间互补性。
当我构想这篇论文时，我能够想到的大多数例子都是支持空间互补性的。一个反例是业余音乐演奏时使用“简谱”和使用“五线谱”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互替性，不过需要假设演奏者已经获得了“简谱”和“五线谱”的知识，从而知识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这个例子要求我们进一步澄清按照经济学定义的知识的互补性与互替性之间的关系。
知识经济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称呼的话)可以在下列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时定义两类知识之间的互替性：(1)独立运用这两类知识的任何一类都能够同等程度地实现知识(被当做“手段”)运用的“目的”;(2)同时掌握这两类知识不能在任何程度上改善其中任何一类知识(被当做“手段”)为实现“目的”所做的服务;(3)获取任何一类知识的成本不为零，并且不存在“成本交互作用”(也即获取其中一类知识的行为会影响获取另一类知识的成本)，或者，如果存在这样的“成本交互作用”，那么交互作用的方向是使得其中一类知识的获取增加了获取另一类知识的成本(“锁入效应”)。
根据这一判据，经济学通常所说的“咖啡与茶”之间的互替性就成了问题。例如我在香港居住期间看到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喜欢喝混合了咖啡的茶。于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关于喝咖啡和喝茶的知识(它们构成从西方社会和从东方社会这两种社会里发展起来的两类知识，而不是同一类知识里的两个“片段”)，如果被同时掌握的话就可以显著地改善我们喝咖啡和喝茶的效果。事实上我只看到一个反例，就是上面说的乐谱的例子，由于排除了“成本交互作用”，成为一个清楚的两类知识之间的互替性的例子。可是，“成本交互作用”难道真的可以被排除吗?我相信这两类知识当中任何一类的获得都会降低获取另一类知识的成本，从而这个“反例”也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三、 知识传统的局部化和多样化
从知识传统得以生成的三个必要条件，我们推断，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知识就难以深入。因此，知识传统演进所包含着的一个趋势是知识的“局部化”。在知识局部化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应当是同一类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这一互补性意味着已经获得的知识越是深入和精细，将要获得的知识的潜在效益就越明显。另一方面，任何一类知识的经济收益都只在社会现存的全部知识的结构中才得到界定，成为“可计算的”。每一类知识在特定社会里的收益，与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有关。
一个特定社会里的主导价值通常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反复提出的那些紧迫问题而形成的价值-意义体系。“食”与“色”的基本价值建立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之上。“安全”与“稳定”的基本价值建立在家族本位的农耕社会面临的生存问题之上。“正义”与“自由”的基本价值则建立在个体化了的商业与工业社会面临的生存问题之上。在价值主导下形成政治经济制度的过程相当于人在精神追求与自然约束之间不断达成均衡又不断突破均衡的过程。所以“大河流域”社会的专制制度不是不可突破的均衡;“海洋文明”孕育出来的直接民主制度也经常演化为寡头独裁。
物质生活直接实现“食”与“色”的价值，它是经济制度所规范的对象。经济制度的作用在于协调众多个体的经济行为。协调经济行为的主要途径是“军事的”，“市场的”，以及大量的居于这两极端方式之间的混合方式。个体通过这些途径获知其经济行为的成本和报酬。但是经济制度又受到政治制度和意义体系的制约，从而在各类知识价值的计算中体现出偏差---“非效率”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定社会里的许多知识类型与另一个特定社会里同类的知识相比没有能够足够地专业化，因为既定的经济体制没有提供足够强烈的激励。在上一节的论述中我所指出的形成知识传统的第二个条件，也可以重新叙述为：知识的进步需要“思考”的自由和“说话”(交流)的自由。达到这种自由的一个充分条件是政治和经济的制度能够为人们提供某种“思考”的激励和“说话”的激励。这是知识传统的局部化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而对一个社会的价值意义体系提出的问题。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激励”问题，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一类知识都能够通过新体验不断演进和深入下去。知识传统的局部化于是有赖于其它类型的知识的演进程度。
首先，制度知识是一类特殊的知识。虽然我不能在这篇文章里论述制度性知识的获得和发展(汪，1992，1995)。但我仍然可以声称，制度知识的获得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与其它社会关于制度性知识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社会制度的知识具有“空间互补性”。其它类型的知识的专业化程度，于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制度性知识的空间互补性。
其次，任何一类技术性知识的专业化程度有赖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各类技术性知识之间的空间互补性，以及这种知识互补性的潜在利润是否已经被经济制度揭示给人们(成为激励)。阿罗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类产品的技术进步过程之内，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换句话说，为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必须是“全面”的。这也就意味着充分开发知识的空间互补性，虽然“溢出效应”理论不能涵盖知识“内在结构”的理论。
当我们考虑到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时，知识传统的局部化可以变得非常复杂。我用一个简单的动态数学过程描述了这种复杂性。一个最简单的知识传统，例如制作“热汤”的技术知识，相对于制作“冰水”的技术知识而言是演进较快的知识类型。随着每日花费在制作热汤上的时间的积累，知识传统可能局部化，热汤的技术可能变得高度专业，品味也会日益复杂和精细(例如热汤在广东和香港烹调中的地位)。这是沿时间的知识互补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制作冰水的技术演进较快，其专业化程度和品味日益复杂(例如由冰水，冰糖水，而冰激凌，酸奶，冰激凌酸奶，水果酸奶冰激凌，……又如由冰咖啡，奶咖啡，而爱尔兰咖啡，……)，那么，很可能使得这两类饮料知识之间的空间互补性达到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程度从而引发传统的“多样化”过程。例如香港小吃里的水果冰水，冰糖银耳汤，龟苓膏，等等甜品系列，几乎可以按照品味和温度连续地排列承接到各种热饮和热汤系列中。然后在每一个品种内部，又渐渐发生了次一级的知识传统。同时，热汤技术的发展会揭示出汤与饭菜之间的知识互补性，引发这个方向上的技术进步。例如意大利的杂菜汤，日本的汤面，美国的牛肉羹。
所有这些可能的动态过程可以分成三类：(1)知识传统单一方向上的局部化。这时知识的收益仍可以是递增的，例如某些地区吃醋的习惯，越养越深，形成嗜好;(2)知识传统沿空间的多样化;以及(3)知识传统的转移。我曾见到一些欧洲人，因为年轻时娶了亚洲妻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饮食习惯，成为“半个亚洲人”了。原有知识传统被“遗忘”，这是所谓“传统的转移”。由于篇幅关系，这篇文章没有提供关于“遗忘”的哲学和经济学讨论。在那个简单的动态数学过程中，我在相平面图上显示出了全部三种可能性的路径。我使用的唯一参数是各类知识的存量在效用生产中的生产率进步依赖于知识存量的系数。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当这些系数的相对水平发生变化时，就改变了知识局部化与多样化的经济激励，引发相应的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在动态过程中，至少当我们不考虑“遗忘”时，系统不存在“定态”。因为“定态”要求存在有界极限点。然而知识生产率是知识存量的函数，而且知识存量随着生产和消费行为沿时间增长，不受到“遗忘”的限制，所以有界“极限点”不可能存在。
四、 结语
人们追求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这类行为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知识，当它局部化时，成为权力。从而知识应当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局部知识的专家们握有权力，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别人不清楚但又对别人的福利至关重要的东西。每一个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遵从知识专家们的权威。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代现象。劳动分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的分立以及维护掌握局部知识的专家们的权益，从而维护知识的权力的制度。
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了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它们分别是同类知识的不同部分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和不同类型知识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我试图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
为什么知识传统会改变?为什么儒家正统不得不修正自身从而可以涵盖佛学的影响?为什么韩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比中国更加迅速地引进了西方技术和制度知识?为什么“政府”概念在中国如此不同于在美国或英国?为什么我们学习外语?为什么我的“自我”不可能在脱离了与其他“自我”交往的情况下形成?我还可以列出更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不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里提出，它们正要求一种经济学观点的解答。
“知识”正在成为下个世纪后工业社会的代名词。经济学需要现代化以适应社会从“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生产向“知识积累”为核心的生产的转移。关于知识的经济学，最早经哈耶克的工作，其后由所谓“信息经济学”，最后是通过博弈论的研究被反复揭示给经济学家。与这个认识过程平行的，是当代哲学关于心的结构的研究。不过，我仍要借用赫拉克立特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对于那个逻各斯，人们总是不能理解，不论是当他们听到它的时候，还是在他们没有听到它的时候……”(赫拉克立特《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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