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以他1977年的一篇短文的题目做了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据他在另一篇短文里的介绍,这是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以色列财经委员会主席讲过的话。这位主席认为《圣经》的全部内容不妨视为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脚注。而弗里德曼回答说,我的经济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其余的不过是这句话的脚注。
弗里德曼这句话反映了经济学家的普遍信仰——资源总是稀缺的。因为资源稀缺,所以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过高先生在这本书里引述与讨论这句话的时候,又引申出来其他的许多含义。这些引申出来的含义,在中国社会里往往更加贴切。例如道德问题,或者我常常强调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在这里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谁来支付这笔午餐费用呢?高先生在书中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现代中国人应当克制“贪”的心理。这与丹尼尔·贝尔的论述相一致。后者说过,早期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两种互相制衡的因素正在现代社会里失衡:个人攫取精神(贪欲)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世不再受到宗教“苦行精神”的克制。高先生所提倡的,是有规范的自利行为。这“规范”其实就是哈那克说过的“道德”,可是在高先生平易的文字里,不见了哈那克的晦涩和贝尔的高深。这是一本为大众写的经济学文集。
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一方面有“谁来付费”的问题,另一方面有“资源配置”问题,后者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整部主流经济学无非是谈论怎样配置稀缺的资源才可以达到有效率的配置。而其他流派的经济学则谈论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联系。这样看来,弗里德曼的那句话颇有道理。
高先生除了以平易的语言为大众讲解经济学,还在书的末尾,收录了几篇关于知识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短文。这是必要的,因为现代中国人正在迅速地“市场化”。在这个大市场里突然冒出来许多“贫困的富翁”——精神上的贫困与物质上的富足。用北京人的语言就是所谓“暴发户综合症”,原本没有文化根底的人,委实担待不起这个“富”字。您没有注意到大街上有披白色婚纱骑自行车的“上班族”女人,或者着燕尾服挤公共汽车的男士?更常见的,也许是黑色唇膏洋红西服短裙衬着白色短袜和黄色漆皮鞋,总之怎么奇怪就怎么打扮的女人,以及伴着她们的谈吐粗鲁的男人。品味也许和天分有些关系,但更多地是基于文化素养。所以高先生呼吁大众多读几本书,“抖落一身俗气”,“展开多读书运动”,并且“愿天下人都是读书人”。摆在我面前的这本高先生写的小册子,1996年12月第一次出版,却已经有三联书店几个月内的第二次印刷了。销路颇好,说明大众确实喜欢这本书。“愈少的中国人在白吃午餐,那么,中国社会也就愈容易进步。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是威斯康星大学的高先生从台北为小册子在大陆出版而写的序言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