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不仅是经济效率的前提，而且还是社会博弈的结果。
谢先生为政府开出了一张保护私有产权免受强势剥夺的“药方”，用心是好的，却未必有谁认真倾听。因为话语的说服力在现实社会里总与“话语权力”联系着，而后者又是社会各集团权力较量——“社会博弈”——的结果。同样道理，政府负担着的对国营企业的种种义务、对民营企业权益的忽略、对其他弱势群体（农民、民办教师、城里的民工……）权益的忽略和在清除腐败时表现出的疲弱无力，无非也都是社会博弈的结果。
政府在特定社会里的行为总是依赖于该社会曾经经历过的一系列社会博弈的均衡以及人们对这些均衡的阐释（所谓“意识形态”）。这叫做“路径依赖”，也叫做“历史性（historicity ）”。历史性代表一种“积累效应”、一种强大的“惯性”、一种行为与思维“范式”。改革之所以不得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在于它只能边际性地而不是革命性地改变传统范式。在这一意义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社会博弈产生的冲击之一，是引进了新的强大的力量来改变传统的均衡，尽管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一变局将导致的是改良还是革命。
给定了社会传统，每一个民营企业面临着由自己产品的市场结构决定的“需求曲线”，和由生产的“制度成本”与“生产成本”决定的“供给曲线”。把产品的单位成本分解为“生产成本”与“制度成本”，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 Coase ）率先提出来的。
假如一家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当于同类产品国营企业生产成本的两倍，而它的制度成本只是后者的10％，那么它的产品价格很可能具有比国营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如果它节约下来的制度成本超过了它浪费掉的生产成本的话）。改革初期许多乡镇企业虽然技术装备落后，但仍能从同类产品的国营企业那里夺取市场，大致就是靠了极大地节约制度成本来降低产品价格的。当改革和发展触及深层问题（要素市场、政府职能转换、企业家的宪法权益……）的时候，民营企业为维持生产制度的正常运行所支付的各种费用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展而迅速上升，最终会使单位总成本超过国营企业同类产品的单位总成本，从而导致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萎缩。最后，正在纷纷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与我们的国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相比，不仅具有更低的制度成本，而且具有更低的生产成本。
附图描述了在需求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三类企业的供给曲线。如科斯的理解，我把供给曲线视为两种边际成本，S1（生产成本）和S2（制度成本）垂直相加的结果。图中的供给曲线Sp表示民营企业在小规模市场（往往是地方性市场）里具有比国营企业（以Ss代表其供给曲线）低得多的制度成本、比较高的生产成本，和比较低的单位总成本；而当市场范围扩展到一定程度时，原本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制度服务如果仍然由企业独自提供，便使制度成本迅速上升以致单位总成本超过了Ss. 图中的供给曲线Sf代表跨国公司，它们既有先进技术（极低的生产成本）又有制度优势（较低的制度成本），并且由于是“跨国公司”（即把中国市场纳入其全球市场计划），所以在中国这一局部市场的任何规模上都具有更低的单位成本。如图示，这三类企业各自供求曲线的均衡点表明：跨国公司将从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那里夺得市场份额。
人们觉得引进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量可以迫使国内的企业更积极地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与制度成本。这种看法来自“物竞天择”的一般演进原则，也是经济学家的典型看法。但是这一看法忽略了“政府行为”的历史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即便是在成熟市场社会的政治制度下，政府也始终要把维护（宪法基础上的）“纳税人”的利益视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在人类进入“世界公民体系”和“永久和平时代”之前，这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
所以，产权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前提，而且还是社会博弈的结果。“效率”是纯粹经济学问题，而“社会博弈”则是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正是这一政治经济过程决定了中国经济的“私有化程度”以及相应地，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政治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