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将反过来决定人类合作的秩序可能扩展的程度。
自愿原则下的交换意味着“双赢”，因为交换可以引发更深入的分工与专业化，从而获得递增的经济收益。交换的好处诱导人们相互尊重并取得道德共识，因为自愿的交换意味着服从统一的规范。这一原理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称为“经济的文明化影响”，被布坎南概括为“市场的道德教化”。正是受到“经济的文明化影响”或基于双方对这一文明化力量的信仰，中国与美国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我们需要询问的是：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进入全球化的时期，由这一全球化秩序所决定的权力格局是怎样的？这一权力格局将怎样处理欧洲文明，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主流文明”，与各个地区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将反过来决定人类合作的秩序可能扩展的程度。
在过去几十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曾经出现过几百种独立生存的本土文明（农业经济与社会），这些独立文明当中的几十个，刚好经历了若干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些特殊历史时期里，农业的本土的文明演进被若干个商业文明的活动联结为“全球化过程”，由这些特殊历史时期所构成的全球化过程一次比一次更具有“全球”特征，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把它的全球化特征渗透到本土的日常生活里，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引发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危机。
本世纪开始的这一“最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不再仅仅满足于通过商业活动将那些孤立的本土文明连接起来，它的商业活动是工业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商业活动，是将本土社会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活动，是最终以货币价值衡量一切传统价值的商业活动。西方文明从希腊时代开始，经历了文明演进的“创生时期”、“英雄时期”、“神圣时期”，现在正进入它的最后一个演化阶段——权力被滥用的时期。
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最近的演讲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对西方文明全球化扩张的看法：“尽管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无所不在，但恕我直言，西方文明在人类知识总量中只是沧海一粟……从本质上说，这种新鲜的单一的世界文明的表皮，覆盖或掩藏了众多的文化、民族、宗教世界、历史传统以及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人生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它遮住了。与此同时，即使西方文明这沧海一粟在世界上扩张开来，它所遮盖着的复杂的人性，这被遮蔽的‘厚度’，依然越来越明显地要求被倾听和获得生存的权利。因此，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日益接受全球文明的各种新习惯，另一种矛盾进程也同时存在着：各种古老的传统正在复兴，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正意识到新的存在方式，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带着日益强烈的热情挣扎着要实现那些对它们而言独特的东西和使它们有别于其他事物的东西。最终，它们将寻求可以赋予它们个性的一种政治表达。”
文明的冲突几乎必然表现为政治的冲突，而政治冲突将以政府干预的方式阻碍经济合作秩序的扩展。我们曾以独立的、对资本流动而言接近封闭的金融体系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致命打击，但这场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结束，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将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打破我们自己的封闭体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要接受更猛烈打击的考验。也因此，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迈出的这关键的一步，如王缉思所评价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作出的最具全局意义的战略决策之一……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表现。”
下个世纪的全球文明应当是多元的，而不应当是简单的西方式的，因为单一的西方文明将意味着全球文明的衰败和权力的滥用，将意味着这最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不过是在重复以往若干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命运——世界归于分裂与孤立。在这样一种“世界公民的普遍历史观”的视角下，中国不仅应当参与全球贸易活动，而且更有义务参与和改变那个支撑着“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全球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