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评论：“当社会普遍地发生着‘权力腐败’的时候，‘知识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是空想。”
未来的20年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是现代市场规则能否在中国社会获得“本土化生存”的关键时期，也是检验中国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来突破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面临深层挑战的关键时期。正如李剑阁已经指出的：在未来20年内，我们要在不违背“市场方向”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寻求解决“人口平衡”，“资源与环境平衡”、“区域发展平衡”与“城乡差别平衡”这些决定一个社会能否维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重大的“平衡问题”。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将遭遇什么样的障碍呢？在我看来，这样的障碍只有两个：（1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知识状况”的极度落后；（2 ）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普遍腐败。
维持一个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呢？西方与中国的经济史告诉我们：长期的发展或停滞，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开发和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
首先，如果把制度方面的障碍放在一边，那么经济落后的地区和国家永远可以从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知识，并且以比当初开发这些技术所费的代价小得多的成本完成本土经济的技术改造，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catch －up effect ）”。
其次，只要人口自由流动，就会产生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从而人口将被吸引到那些具有“制度比较优势”的地区去（因为制度优越性已经意味着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工资）。人口自由流动导致制度竞争，这既是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城乡差别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三，人口与环境（作为广义“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人口老化”时期收入水平的维持与增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而后者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增长速度（“知识状况”之一种）。
第四，在正常的“发展梯度”支撑下，决定整体经济能否维持长期发展的，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提升自己经济结构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核心正是人的创新能力（因为发达经济已经没有多少“后发优势”可以利用）。最后，决定人的创新能力的，是人的知识状况和人所处的制度环境。
“知识状况”在两个方面影响或决定人的创新能力：（1 ）技术性知识的积累速度——各种方式下的“人力资本”（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劳动转移培训、知识更新……）——这也是当代经济学的所谓“新增长理论”反复论证过的事情；（2 ）制度性知识的积累速度——新观念的发生（“市场”、“产权”，“法治”……），旧观念的转变（“政府”、“家庭”、“个人”……），新观念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包括观念在人群中传播的速度）。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反复论证过的事情：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速度。
可是当社会普遍地发生着“权力腐败”的时候，“知识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是空想，因为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知识就是力量”），腐败的知识权力也就意味着知识在社会里的道德合法性的丧失（法律知识沦为贪赃枉法，经济知识沦为营私舞弊，政治知识沦为朋党之争与帝王术……）。
因此，澄清权力的腐败应当成为中国未来20年发展与改革的努力之关键。市场规则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化”，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社会创新能力的开发与保持，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制度来监督和医治我们权力的腐败。成熟市场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1 ）以公众舆论监督权力；（2 ）以新闻自由医治腐败；（3 ）以法治精神维护公共领域与权力机器之间的平衡，（4 ）以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宪法精神指导政府日常职能的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