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记录（“史诗”）里有一段关于录像带制式的“悲剧”。在这段悲剧里扮演主人公的（在希腊悲剧里称为“英雄”的）是日本索尼公司。我是在希腊悲剧的三种“悲剧性”当中最流行的一种意义上来使用“悲剧”这个词的。在这一意义里，所谓“悲剧性”，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命运已经被一些不可知的因素事前决定了，而主人公的“英雄精神”则体现为对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抗争（请附带回忆米兰·昆多拉关于唐吉哥德以及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的评论）。
让我尽量简短地复述这个经济学家们熟知的故事：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流行两种不同的录像带制式：（1）BETA（北京话叫“悲塔”，或叫“小二分之一”）；（2）VHS（也叫“大二分之一”），索尼公司生产的BETAMAX，在技术家的评价里比“大二分之一”先进得多。但是后者的生产商是老牌产业巨头松下电气。在录像带的市场竞争开始之前，松下已经比索尼占有大得多的家电市场并且与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和电视机生产商建立了比索尼公司密切得多的伙伴关系。凭借了市场份额的优势，松下在十年内彻底击败了对手的优势技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小二分之一寸”的录像带了。
凡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收益递增”效应的社会生产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不得不追随“主流”。让我把这句话讲得详细些：按照我（在《经济研究》1997年6月那篇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的文章）的看法，收益递增效应是从知识（或做为互补知识的载体的物质品之间）的互补性里发生出来的（“规模收益”可以分解成各个单一投入品的专业化与收益递增过程）。一个简单的知识互补性的例子是同一双鞋子的左脚鞋和右脚鞋之间的互补性。不过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还是在小学数学和大学数学所包含的知识之间的互补性。无论如何，当时录像机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在于不知道哪一种录像带制式将会成为“主流”；同样，录像带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是不知道哪一种制式的录像机会成为“主流”。这一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对那些价值较高的产品比价值较低的产品更加重要。买一盘“小二分之一寸”录像带的风险比买一台同样制式的录像机的风险小得多；买一台录像机的风险比建造一家生产这类录像机的工厂的风险小得多。那些喜欢依靠政府干预经济的人会声称这真是“市场失灵”的典范，这里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将会和交通警察维持统一的交通规则的作用同样关键。确实，如果生活中没有不确定性，我会同意这类看法，放心地让政府去代替市场。问题在于，没有人确定地知道在现有的知识当中哪些是与未来的知识互补的，哪些是将要被淘汰的。让我再跳跃得远一些：什么是“生命”？按照进化论以来通行的观点之一，当我们说某物是“生物”时，我们实际上是说该物能够“主动”与其环境“相适应”；当我们说它“死了”的时候，它其实是无法继续与其环境保持适应了。生物体，作为“自私的基因”的载体，许多世代积累的生存知识（生物对环境的“认知”）是以“本能”的方式记存在有机体的各个器官的行为模式当中的。“死”之降临，是因为这些知识记忆方式难以变更，又无法适应突然变更了的环境所致（目前还在研究中的堪称“长生不老术”的染色体工程无非是激活生物组织的变更能力，所谓“年轻化”）。生命的机理若当真如此，那么生命之必定完结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其环境的“不确定性”。只要我们是必死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未来是可预知的。所以，计划委员会必定是短命的。
回到收益递增的话题上来。上述的风险叫做“锁入”风险，即由于追随了与未来主流的制式不同的制式而不得不在未来重新购置资产（或物品）所支付的代价。当锁人风险很小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力量足可以保证最先进的技术最终统治整个市场。当锁入风险很大的时候，先进的技术未必能够成为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于是“悲剧”就发生了。索尼的悲剧就在于，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不是事前靠了纯粹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有历史发展本身能够对此类事件作出判断（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过“实践”意味着事前不可预知）。阿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美国最重要的那位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尼采的哲学家，沃尔特·考夫曼在其《悲剧与哲学》中追问：俄迪普斯的悲剧性意味着什么？至少在他所阐释的索福克勒斯看来，在他所提出的五个意蕴当中，有一个是与我们这里的论题相关的：人的理性在他所处的不确定的世界面前如此渺小。当然，人的悲剧性之一在于他凭了如此渺小的理性还要执着地去追寻真理。
综上所述，没有人知道未来市场上的技术应当是什么样的，哪怕他熟知现有的全部技术。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是怎样的（所以人是必死的）。推论之一是：只有鼓励人们在一切方向上探索和创新的社会，才有最大的生存几率。这观点不是我的，是我阐释哈耶克的（参阅我在《公共论丛》上连载的“哈耶克思想研究”）。推论之二，希望读者理解，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随波逐流，那么主流的方向必定就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向和追求。于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更时，这个社会很可能消亡。这个社会之所以消亡，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去吃那螃蟹”（鲁迅），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那第一只敢于站起来走路的猴子。想到此处，我觉得像我这样平庸的人，像我这样贪图享乐的人，真应当时时感谢那些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跳跃深渊的“英雄”们；我们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全有赖于这些英雄人物将创新精神维持下来，薪火相传，哪怕他们一个一个都在失败中悲惨地消失，即便是他们当中极少数的成功者也不过如过眼烟云，悲在没有看破红尘。
从中国转向美国，这里发生着同样的“悲剧”：1997年每一千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了贷款；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资本家支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百分之一的市场。所以在我介绍了Yahoo、Dell等等成功的信息组织之后，我觉得必须向那九百九十九个没有出土就夭折的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出土后死去的英雄们致敬！历史是他们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