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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赵冬 整理
    
    2002年9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汪丁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的报告。汪教授介绍了行为学、脑神经生理学的一些进展对于经济学的影响,同时建议从行为学、神学的角度来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行划界。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这题目写着写着就变大了,因为我不太愿意重复我那天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讲过的内容,尽管赵冬说过我可以就照那次的讲稿讲。现在我换一个思路,把在天则的谈话的题目——“行为学视角下的经济学”又加了三个字——“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因为经济学的领域扩展的太大,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各位,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前言里面说过的,最根本和最长期地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力量,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在我看来,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加上实证方法。凡可以视为“理性选择”的行为,如果又可以实证地加以研究,就算是经济学的课题了。注意,先把“实证”与否放在一边,经济学只适合于处理理性选择的问题,对于马歇尔说的宗教问题,经济学基本上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对于生命个体或群体的非理性行为,经济学也无能为力。生命体的行为,不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是行为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行为学、主要是动物行为学和宗教或神学这两个方面去挤压经济学的边界,为经济学划出适当的界限。
    首先是经济学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是研究什么问题的呢?任何问题,它能够成为经济学问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理性选择”。你走出经济学的教室,去看政治学、法律学、社会理论、社会学以及社会哲学家讨论的社会契约理论,你会觉得很熟悉,因为那些领域讨论的许多模型都是咱们经济学博弈论的模型,或者是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但经济学和它们还不一样,比如有一种正义理论是用博弈论研究的,但它无法实证检验自己的主要结论,所以是“非实证的”。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缩窄到“可验证”的范围内,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或者,对美国的经济学来说,也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今天的经济学是由“理性选择”和“实证主义”的合取式来界定的。
    行为学的发展,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有过“飞跃”。后来衰落了几乎半个世纪。到了2001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经济学家,其中第一位是George Akerlof,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说中,他公然声称我们经济学家不懂得行为学,而他希望把行为学的假设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从那以来,行为学又开始成为经济学家注视的热点。不少大学都有了行为学与经济学研究中心,比如在UC Berkeley, MIT,UC SanDiego等等大学。我们看到,Akerlof把他的诺贝尔演讲的题目就定名为《宏观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同时他在自己的研究论文里大量运用了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比如今年4月份他写的关于教育经济学的一篇working paper,他用了“Identity and Schooling"这个显然更加“社会学”的题目。因为identity是指身份或文化的认同。对教育学来说,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遇到的最关键的问题——身份认同问题。阿克劳夫认为这是学生们的“校园行为”的主要关注点。孩子们并不象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么理性,似乎家长交学费把他们送到学校里,主要目的是从事学生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个“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是从家长的角度提出来的,是理性的假设,人力资本投资在将来可以给家庭带来回报。但孩子自己并不那么想,他会认为,我不是一个“资本”,我不是一个“投资工具”,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身份,我有自己的group,有我自己的归属感,我要去结交我自己喜欢的朋友。这是很多现代学校里学生们的行为模式。由此,阿克劳夫建立了一个行为学的学习模型,在那里,学生们首先考虑的,是学校里面既有的各种小群体的“品格”,和学校所要求于学生的“品格”,学生们选择自己的喜欢(偏好)的小群体,并且为此支付相应的“入伙”代价。其次,作为身份认同的副产品,学生们才表现出“学习成绩”这类指标。
    由于Akerlof的诺贝尔演说,主流经济学家里面发生了一些方向上的转折。虽然行为学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已经不那么热了,但由于1990年代以来脑科学的长足进展,行为学又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更加上阿克劳夫等经济学家的注意。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进步的因素。1991年出现了实用型的核磁共振脑血流呈像仪(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成本和稳定性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二三百万美元就可以买一台,每作一次大约20分钟,花费几百美元。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导和电磁感应器,这样信号的损耗特别小,非常微弱的电流它都能感受到,并且放大出来,然后经过计算机处理变成荧光屏上的脑切片图。人脑的血液里含有水分,水有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作用下,脑血液里的氢原子核发生核磁共振效应,然后通过电脑把这类极其微弱的电流呈像出来。fRMI可以实时地把大脑每一区域的活动都用3mm左右的“切片”一片一片地全给切出来。这个技术的成本不算太高、可以计算、非常精确、实时,好处非常多,后来虽然又开发出一些新技术,但都没有fMRI这样好用,从1991年到现在,大家都在使用这个技术,医学界和脑科学界公认这是未来脑呈像技术的主流方向。
    那么这套技术引起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知道,当代人类社会花钱最多的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宇宙学,另一个是医学。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工业技术太成熟了,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但过去20年里,宇宙学研究的进展极为缓慢,太昂贵,以致最大的高能加速器建设项目不得不停下来,最野心勃勃的载人太空计划也全都停下来了,因为这些计划所需要的巨大能源和金钱是人类经济与社会无法承受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没有继续发展太空计划的急迫感。美苏两国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太空计划和高能加速器计划。而在人类社会大量投入金钱的另一个领域,即医学领域,尤其是脑科学研究,由于上面谈到的技术因素,即1991年以后,fMRI可以让我们知道脑皮质活动的大量细节。这样,基因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为科学界1990年代以来几乎唯一重要的“花钱”部门。
    脑科学的进展把行为学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使得行为学从古典的,单个神经元的研究,从“刺激-反射”原理的研究,一下子进步到可以精确地呈现出人类和其它动物的大脑皮层上的任何一个区域是否参与了意识活动,以及参与什么样的意识活动。比如香港大学的脑科学研究专家们已经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使用汉语的人在读中文的时候,他的大脑皮层的活动区域不同于使用拼音语系的人,甚至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fMRI上,有时白色有时绿色,呈现为发亮区域的不同,你可以看到脑血流图的差异,有本质性的不同。所以汉语智能开发和英语或其他拼音语系的智能开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进展,在教育学里面它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现在我讲一下行为学的界定问题,由于脑科学的进展,当代行为学可以这么界定:感知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这是最原始的生物神经系统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然后,更高级的生命形态在感知和运动这两个层次之间又演变出所谓的“中介神经元”(inter-neurons)。凡是复杂生命系统,都要依靠中介神经元网络来激发、想象、思考和行动。像海绵这样的低等生命形式,它没有中介神经元,只有感知和运动这两层膜,这是行为学可以研究的最低等的行为现象。行为学的研究范围太广,行为学总是倾向于把人拽到动物的水平上,把人类行为纳入更一般的行为模式来研究。感知、运动再加上“中介神经元”网络,可以说,这三个层次大致概括了我所了解的当代脑神经生理学基础上的行为学研究的范围,当然,这比古典行为学的范围宽泛多了。
    1974年,当代行为学大师George Homans发表了一篇以前的演说,收在吉登斯编的《当代社会理论》里面。在这篇演说里,他提出了五条行为学原理,他声称: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定律,比如说“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定律,都可以从行为学原理中,也就是从这五条原理中推演出来。下面我逐条介绍这五条原理,或者也叫做“原则”。
    第一个是“回报”原则,也就是联系原则:在所有可选择的行动中,那些更经常给行为主体带来回报的行动,更有可能被重复。对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而言,让我们想象,在演变的初始阶段,当外界激励到达了神经元之后,负责“动作”的神经元按照它所受到的激励,随机地选择一种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居然给整个有机体带来足够的回报——例如“营养”或“被捕猎物”,那么在激励和行为之间,在外界信号的感知和行为主体的动作之间,就会有某种新的神经元连接生长出来;当然,如果这个随机行为的结果是惩罚性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两层神经元之间的“中介”交往就会变得很微弱,这样再发生同类的激励,行为主体就不会有再“随机”选择这类动作。所以,很本能地,生命体都有这种所谓“联系”原则。我们不难理解,在人类这样的高级生命形态中,这一联系原则能够发展为“联想”原则。
    接下来是“激励”原则,就是在行为主体经历过的并且能够记得住的各种场合中,那些与当下场合最相似的、曾经给行为主体带来回报的场合,以及由这种场合所激励出来的那种行为,最有可能被重复。注意,这条原则强调的不是回报,因为对行为主体来说,回报只是由激励“联想”出来的,是间接的、预期的,不是直接的和实在的。巴甫洛夫实验基本上是关于激励原则的实验,例如我们喂养一只狗,每天中午12点给它吃食物,那么,那条狗可以在听到钟敲了12下的时候,就开始分泌唾液,这就是激励原则,而不是直接的联系原则或回报原则。
    第三个基本原则比较接近我们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一切行为的一切可以想象的后果中(不同生物的想象能力是不一样的,哺乳纲动物的想象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们有作梦的能力),对行为主体更有价值的那些后果,使得导致了这些后果的行为更有可能被重复。价值是很主观的,不一定是所有的回报对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价值,例如“听神父布道”这类行为的后果,对信神的人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对不信神的人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价值原则是比回报原则更主观也更细致的原则。
    第四个原则其实就是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律:在最近的过去行为主体所接受过的各类回报中,如果某一特定回报更经常出现,那么该类回报对该行为主体的边际价值就会更低。从学说史上看,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是“边际革命”之后的事情,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英美传统里艾及沃斯的《心理学的数学原理》,他是从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大师巴克利那里借来的;另一个是欧陆传统的,就是奥地利学派,1930年代由门格尔提出来,他是从二十世纪初研究记忆的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那里借来的。但艾宾浩斯和巴克利的研究是基于更早的德国心理学派的工作,所谓“韦伯定律”——任何单个神经元,在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单位时间内,它的反应的强度随单位时间内新的刺激的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在学说史上行为学、心理学在前,边际效用分析经济学在后。所以,我同意Homans的看法,经济学原理可以从行为学原理推导出来。
    第五个行为学基本原理是经济学不能容纳的,因为它涉及“非理性”行为:低于预期水平的回报或高于预期水平的惩罚可以激怒行为主体,导致“过火”行为,“过火”行为的价值随行为主体被激怒的程度而上升。这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层面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它“不经济”。这一原理的第二部分说:高于预期的回报或低于预期的惩罚可以让行为主体“高兴”,并上调行为后果的价值。这是情绪波动,凡是emotional的,都不是rational的,都不包括在理性选择的范围内。
    从边际效用递减律可知无差异曲线族凸向原点,又如果无差异曲线族是两两不交的,那么你可以推演出希克斯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我们要对Homans的原理做一个补充,就是“越多越好”的假设即“more is better。有了这条假设,才有从左上角向右下角波动着倾斜下去的无差异曲线族,再加上行为学的第四条原理,才有严格的凸性,而不再是波浪形的下倾。然后你就可以推导出希克斯需求曲线严格向下倾斜。注意,马歇尔需求曲线是不是向下倾斜的则不一定。我们知道,现实中可以观测到的需求曲线不是希克斯需求,通常它是马歇尔需求,所以它可能向上倾斜。这是一个补充,但是行为学家为什么不提出这条原理——more is better?因为这不是行为学原理,没有一个人在一顿饭里吃到吃不动大虾的时候,还觉得再吃下去,效用仍是正的。对有限的胃口来说,“more is better"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行为学基本原理之外,经济学家硬要主观地增加一条“越多越好”假设。这一假设,按照一直批评芝加哥学派的Herbert Simon的说法就是“轮椅里的经济学”(wheel chair economics)——根本就不看现实世界。所以Herbert Simon临终时未尽的一个事业就是想重构微观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对西蒙教授来说,微观经济学应当建立在观测基础上,而不是像太阳黑子波动和经济波动周期高度相关那样,以致我们只要看太阳就可以预测地球上的经济周期(杰文斯做过的事情)。后者在Milton Friedman看来是无可非议的,只要你看太阳黑子能够预测准确就行——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能够准确预测的理论,不论它的假设如何脱离现实世界,它就是好的理论。Herbert Simon和其他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nonsense,这不是“科学”,因为假设与现实不相符。这当然是对Friedman的一个公开挑战,已经半个世纪了,芝加哥学派不打算回应这一挑战。MIT学派的Samuelson也认为Friedman在1960年代做的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仅仅是美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恰好吻合了他提出来的那些假设,但不足以证明他的那些“货币主义”假设在其它历史时期依然正确。
    刚才说的五个原理是古典行为学。下面是2002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认知脑神经生理学》,里面的一张图,这里显示的是人类的大脑皮质、脊椎、小脑、脑干、脑桥等部分。(大致介绍了图示之后)我们看到,脑干和中脑系统的活动是我们的意识通常无法控制的。植物神经、呼吸等本能的反应都是从这里发生出来的,此外,还有情绪波动、睡眠、梦境、长期记忆——大脑皮层本身不负责长期记忆,它只是把我们的理智认为应该存入长期记忆的那些信息通过例如“快速眼球转动”的睡眠阶段转移到大脑皮层以下的脑干和中脑系统。所以有梦的睡眠非常重要,你要是用安眠药剥夺了你的快速眼球转动睡眠,那你的长期记忆就会紊乱。刚出生的小孩,他的快速眼球转动的睡眠在整个睡眠时间里占的比重非常大——60%以上,他正在记事儿呢。2002年《科学美国人》上半年专号介绍脑神经生理学的长足进展,那里有一张照片,是兔子、猫、老鼠三类动物在经历快速眼球转动的梦境时,实验者用脑电图仪去观察它们的脑神经活动区域,发现脑神经冲动发出来的θ波是这3类动物的快速眼球转动睡眠时的脑电图主要模式。而在白天,这种θ波只是在这三类动物准备执行对各自物种的延续生死攸关的动作时才发出来。比如对于猫,白天,在它准备往前“扑”的时候才出现θ波,耗子则在“躲”的时候——在躲猫的时候开始出现θ波。这些关键性的、生死攸关的动作或反应,这些信息需要进入长期记忆。在睡眠的时候,哺乳动物要不断强化和更新这类动作的记忆。今天我们知道,在大脑皮质和大脑控制不了的皮质下的各个区域之间,有这样的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的关系,大脑只具有短期记忆的能力。
    接下来的这张图说明了各种低等和高等生命的行为所对应着的神经系统的各个部分,不难看到,可选择的理性行为仅仅对应于大脑皮层能够控制的那部分行为,而中脑、脑干等部分控制的行为是“理性”难以参与的,尽管东方人常常能够通过瑜伽或气功等意识活动干预无意识的行为。
    以上是从当代脑科学和行为学提出来的大致看法。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行为是由她(他)的心智决定的,而人类心智由两类因素构成——“mind" and "heart",翻成中文就是负责“理性”的那个“心”和负责“情感”的那个“心”。这在中文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思维传统里没有理性与情感的截然两分。所以我们暂时用理性与激情这两部分来表述心智的这两个主要部分,这样来刻划人类心智的这两个因素。我们看到,由激情控制的行为已经越出了理性的边界,不再是经济学家愿意解释的现象。
    “As if",这是经济学里很著名的一个对于理性假设的“defense"。好像是1951年吧? Alchian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许多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或者法律学家,都抨击我们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太强了,脱离现实。因为行为主体本来没有那么理性,我们非要假设他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在其它学科的专家看来,经济学应该修改——这是Simon首先发难批评过的“轮椅里的经济学”。那么,“as if"辩护是说:假设我们从洛杉矶到芝加哥有若干条路径,有些路径在中途设有加油站,有些路径是没有加油站的,那么远的距离,汽车找不到加油站肯定会在中途熄火。那么,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看来,所有能够开到芝加哥的司机,相当于,好像是,都理性地选择了那些有加油站的路径,因此,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事后解释演化结果时可以接受的假设。这一辩护的提出,是在Friedman那篇“随机消费者”的辩护文章之前,故Alchian被认为首先提出了“as if"辩护,也就是我们不妨把那些在演化中幸存下来的生物体的行为当作“好像”是理性选择的行为。在事后观察者看来,胜者——被自然选择淘汰剩下幸存的那些人都是从那些有加油站的路上走过来的——虽然一开始是随机的,很多人在半道上都“死火”了,但是在事后的观察者来看,也就是从演进的结果看,“as if"所有这些司机(活下来的司机)都预先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哪条路上没加油站,他们好像都“理性地选择”了那些有加油站的路径。理性选择的“as if" defense,从“完备理性”往后退了一大步,但是,从演化理论看来,可以成立。这就是as if的理性主义立场,它比“完备理性”立场更弱。
    到了1973年,Herbert Simon再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据提出来了,那就是“局部最优”问题。根据“as if"辩护,在我们经济学家看来,“演进”的结果,事后看来好像是行为人在事前做了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接受,不过,这种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立场必须把物种的演化理论拿来当作它的一个现实世界的机制,然后我们才可以就观察到的结果说“好像”这个演进结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幸存者都是有脑子的。但是,Simon的批评是:这样一来你就需要依赖于演化过程,而演化过程是不可能“全局最优”的,它只可能找到“局部最优”,它有可能“锁入”在这个局部最优里,永远都爬不出来。咱们用算法语言来说吧,你用“爬山法”寻优的时候,你的最优算法,例如说,“梯度法”,这算法往“山顶”上爬的时候,它每爬一步都要计算误差的绝对值,当误差的绝对值小于事先给定的某个ε值时,算法就收敛了。通常,它爬到“半山腰”(目标函数通常是非线性的)就收敛了。但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你知道这还不是全局最优,所以,在算法里面,为了找到全局最优,采用“淬火”算法——从那个已经找到的局部最优“跳”出来,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扰动,让算法继续往山上爬,否则的话,它就停在局部最优了,在半山腰上锁住了。不论我们预先给定什么样的ε值,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部最优的锁入。所以,演化过程不是“上帝”,演化过程是一点一点地作局部搜索,它敏感地依赖于它的出发点,也就是模型参数的初始数值,这类初始条件是很重要的——你最后收敛到什么地方,那个收敛值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这就是Simon对“as if"辩护的批评,他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教授,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对Alchian的“好像”辩护给予了“局部最优”的评价。这样,从经济学的“好像”理性的理性主义立场,我们推不出“全局最优”。所以,经济学家仍然有必要放弃“如上帝般理性的人”这么一种理性假设。演化的生命是不可能知道演化的全局最优的。换句话说,从as if ,从经济学最可接受的弱理性主义立场,经济学可以在as if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学说,但是它不能排除“lock in"(锁入效应),这是最重要的结论。North是经济史学家,所以他在很多经济学问题上,尤其在经济发展过程是否存在“锁入”的问题上,与巴泽尔和其他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有相当大的分歧。所谓“Lock in",就是North反复提出来研究的一种历史现象。1993年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把“锁入”、“路径依赖”这类现象到处讲,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了这类现象,也承认这类现象非常重要。在此之前,你要说“收益递增”,没人会理你。所以Brian Arthur搞了那么多年increasing return的理论,就是没有人理会他,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被承认了。Brian Arthur从1960年代就开始研究“收益递增”和自由市场竞争,但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系不承认他,到了1996或者1997年,他才把他的文集发表出来,叫作《收益递增经济学》。那本书的前言里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一年,他拿着收益递增的理论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找两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共进午餐的时候,Arthur抱怨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没有经济学家接受他这套看法。这两个经济学家里有一个是经济系的主任,他说:当然我们知道收益递增现象是不存在的。另外那个经济学家比较圆滑,他说:即便它存在,我们也不能承认它存在,否则的话,美国所有的工业就都消失了,经济学家就都没事干了。我们知道,在主流经济学家里,大概只有Kenneth Arrow是最支持研究收益递增理论的,所以他虽然在Stanford教书,但同时他也在桑塔费研究院主持工作,他是桑塔费学派的主要支持者。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as if不能排除lock in。可是,lock in是怎么生成的呢?基本上,凡是有increasing return的地方就可能发生lock in。所以Brian Arthur最初的工作是在研究技术进步的时候把increasing return和lock in联系了起来,所谓“技术进步陷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日本最开始搞的是高清晰度电视,美国则在研制数字电视,结果,世界市场接受了数字电视及其标准,数字电视赢了,日本在这方面一下子就落后了10年,最近才逐渐追赶上来。还有最经典的例子,Brian Arthur书中也提到过的,打字机的例子,现在英文键盘的格式并不是最好用的,杨小凯也研究过,十九世纪末期有一个哲学家,叫巴贝格,他也是经济学家,但他更热衷于研究计算器和打字机,他把稿费和版税都用于打字机研究,可惜破产了。巴贝格论证过的一种键盘安排是最科学的,但是现在已经灭绝了,因为全世界通行的标准是现在流行的打字机键盘的排列方式,一旦成为标准,它就具有规模效益(网络效益),就把比它更科学且好用的排列方式驱逐出市场了。还有一个更晚近的例子,是录像带的制式,就是小1/2寸和大1/2寸,现在通行的带子都是大1/2的了。我们早些年还用过小1/2的,也叫β带,它更清楚,成本也更低,但是它在制式竞争中失败了,大部分录像机厂商接受了不那么好用的带子的标准,结果更科学的录像带制式就被淘汰了,好的技术反倒被淘汰了,没人使用它。今天,它永远消失了,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了DVD时代,连录像带都不怎么使用了。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技术进步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Brian Arthur研究过这些案例。因为标准是收益递增的,使用同一标准的人越多——也就是网络效应或者称为马太效应,单位产品、单位服务的成本就越低。一个标准可能很偶然地获得了优势地位,它就借着这个偶然的优势无可挽回地把全世界都锁进去了,把全世界都给带到这个标准里了。有一个博弈论的证明,是米尔格罗姆在一本教科书的脚注里给出来的,好像是说,在给定的人群里面,只要有3/8的人(不到一半)使用了这个标准,那就不可挽回了,这标准就会带来收益递增效应,滚雪球似地,一直滚到100%的人都接受它。通常的经济学教科书说:由于我们有“as if"辩护,所以我们不承认“lock in"。那不对——逻辑上推不出来。所以,as if不能排除lock in现象。所谓lock in,就是说承认“历史”。我不再详细论证了,只要有“锁入”现象,它就肯定是历史依赖的。收益递增是一种历史依赖的关系。所以只要行为模式是历史依赖的,行为模式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完备理性假设就不能成立。尤其是现实世界的大范围制度变迁,也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制度“选择”——制度变迁问题,制度实践问题,这是路径依赖的,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只不过没跟经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这样,演化理论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理经济学的基础——即完备理性假设下的经济分析框架(博弈论和一般均衡)——这是我的一个很粗浅的看法。
    行为学和脑神经生理学为路径依赖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同时,行为学和脑神经生理学为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和一般均衡)提供了微观现实基础,主要是博弈论、拍卖理论以及机制设计。只要你进入机制设计领域,你就会知道,这里面心理因素很多,作者们在关于拍卖理论的工作论文里经常会罗列一些例如发生在ebay网上拍卖的现象,由于心理因素,导致了均衡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比如,较著名的一个例子,在ebay上卖东西,通常有一个规定的时间期限,72小时或2星期。从1997年到现在,一个很经典的网上拍卖现象是:最后的那些买家在规定时间限制,例如72小时,的前70个小时里,根本就不出现,即不“叫价”。等到最后快收场的那两个小时,他进来叫价,他一下就把价提上来,然后就买走,你说这现象怎么解释?按照经济学传统的拍卖理论,这种现象是“非理性”的,至少,早进入市场和晚进入市场不会导致任何差异。但事实是大多数买家都在最后几分钟才入场。所以新的拍卖理论就引进新的假设,许多是心理因素的假设。Ebay出现的大量事实都符合行为学原理,需要修正经济学原理。行为学和脑神经生理学为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拍卖、机制设计理论提供了来自科学的,而不是由聪明的经济学家头脑想象出来的“as if"的解释。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也希望把真正的解释奠基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所以我说,行为学和脑神经生理学为微观经济理论提供了来自科学的现实过程,实践过程,并且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划界——这个划界是从行为学方面来的,是从比人类更低等的生命体的行为看过来的,例如,从神经元这个层次,从物的秩序,从行为的角度界定了一下经济学的适用范围——“理性选择”和“实证主义”到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就不可用了。比如由“脑干”所决定的行为,你怎么解释?那是演化的结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它是人类长期演化到一定阶段,才有了"脑干”,这里积累了一些无意识的知识,那些知识是不能被意识到的,那根本就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那不是我们的理性能选择的。还有图腾与禁忌,那是已经沉入到特定社会的知识结构的潜意识部分或者叫做“集体无意识”。最后,我要强调,大范围制度变迁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群体或者任何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叫做“社会博弈”。
    这只是从行为学的方面为经济学划出的一个界线。马歇尔说,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可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决定力量,其一是经济的,另一是宗教的。施特劳斯说:人一方面有兽性,一方面有神性,人是“in-between animals",有神性和兽性这双重性。所以我们还需要从宗教的方面再给经济学划界。在行为学的和宗教学的双重划界之后,那个中间的领域才是理性选择的领域,才可以成为经济学的领域,超出了这个领域,经济学家就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先去学习别的学科的知识传统和理论话语,再来提出经济学解释。下面我们讨论来自神学的经济学的划界问题。
    我们说过,人类的心灵是mind and heart。我们刚才讨论了“理性”部分,心智在相当大程度上不由它的理性部分控制,而由它的情感部分控制。现在我们来讨论人类心智的另一个部分——也就是激情。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是休谟不到25岁的时候说的,200多年之后你还得跟着讲这句话——因为我们人类还没那么理性,所以理性还不得不当激情的奴隶。激情或者说情感,对于人来说,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本能与冲动,这个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是你没法控制的情感,比如看到危险你就要逃避,你怕死。你们怕死吗?我怕死。你不可能不怕死,那都是假的,谁都怕死,你要是真不怕死,你就没办法思考。对生存困境的反省是我们思想的开端,而最原始的生存困境就是直面死亡。我们有很多本能都是动物本能,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大脑,从两只耳朵这里纵向切进去,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中央沟回。中央沟回又分左右脑半球,基本上是对称的,尽管男女两性有区别。这沟回的后沿是感觉中枢,前沿是动作中枢。我们说过,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这两套神经元系统,先是感觉,然后做出反应也就是动作。只不过,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央沟回是远比海绵体更丰富的控制感觉和动作的部分。在这个感觉中枢上,面积最大的神经元网络是关于“吃”的,是我们的嘴唇和舌头的感觉中枢。吃,这是人的本能之一;其次是“性”,见图示,在中央沟回的内侧下缘,面积也十分可观。这样,我们的大脑皮质生动地再现了我们原始生命的演化过程:人类在本性上是“食”和“色”的动物。中央沟回的几乎一半面积是手和手臂的感觉中枢,因为人是手的产物,所谓“手人(homo habilis)”——马克思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以及三种原始功能。这不是你说你不怕死就不怕死的事情,或者你不想吃东西就不吃东西。有些事情是这样决定的,那是另外一种看法,即“意识决定存在”的看法,待会儿咱们有时间再说说。本能冲动和我们的情感有很大关系,许多情感都并不那么高尚,因为我们是从动物情感里发展出来更高级的情感的。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好像是第八版)前言里面说:决定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根本的和最长期起作用的力量,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宗教的。我们现在讨论宗教,就是更高级的情感,它是从本能,从低级情感发展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人啊。利奥.斯特劳斯在《政治学的当代兴起》里面曾经这么说过,在演说的结尾处他说:我们人是in-between animal,between what?Between god and beast,在神和兽之间。更高级的情感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首先,脑科学可以用fMRI科学地把与情感有关的神经元活动呈现给我们。凡是能够引起emotional情绪波动的事件或体验,在认知科学里叫做emotional event,就是“情感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情感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例如你家里死了个人,或者你失恋了,这都是情感事件。另一方面,诸如“阿波罗号太空船登月”这类事件,对你来说可能就不是情感事件,那是你能够用理智的眼光来对待的事件,是可以保持很远距离来加以分析和评论的事件。
    对于情感事件来说,它所发生的场景和它所激发的意义往往可以进入我们的长期记忆。为什么?因为,脑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中脑系统的杏仁核,这个杏仁核从哺乳动物以前的脊椎动物就开始有了,它专门控制我们对危险加以规避的动物本能——见到你的天敌,你就得逃跑或者出击,你的情感就得波动,强烈波动,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逃跑或者出击。你或者打它,打不过你赶紧就得跑,要不然你那个物种就灭绝了。所以,生物长期演化的结果是杏仁核、小海马区、整个的中脑系统控制了我们的情感。宗教情感是从这类低级情感里发展出来的高级情感,所以我们人类是在神和兽之间。任何一个学习过程都是这样,你父母教导你见到天敌要躲或者出击,如果你没学会,你将来就很危险,可能难以替你父母传种接代。比如老猫告诉小猫:碰到猫的天敌就得躲,你要是不躲,咱家可就没后代了。所以小猫必须得记住天敌长什么样,在什么场合可能出现,如何躲避或出击,小猫必须把这套知识存到它的长期记忆里,晚上它得拼命做“快速眼球转动的梦”。这样,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切情感事件都可以引发长期记忆,以便哺乳动物可以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场合与内容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说,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有情感波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这跟学术不一样,学术是非情感事件。你到大街上去,刚出门就碰上一个死亡事件,那么你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
    面对死亡,这是一个重大的情感事件,并且它可以引发关于个体生命意义的思索。关于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宗教行为(religious action)的发端。这里每句话都有逻辑和现实的根据,都可以论证,我就不细说了。我在《读书》八月份的文章说到了宗教行为的起源。
    下面的原理涉及“有限”和“永恒”。有限就是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限,所以你才思考,因为你面对着死亡事件。关于有限和永恒的思考可以导致信仰(faith)。
    信仰是内在的,宗教是形式。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体验,这是另外一个原理。你要是觉得我说这句话是我的个人体验,还不太令人信服,那你可以去读刘小枫写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很重要的一部汉语著作,其中有一个小节讲到“宗教体验的私人性”。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体验,不存在所谓“客观性”。你说:我是科学家,我来客观度量一下你的信仰,那是impossible。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体验,你信或者不信,“either/or",只有这两种极端的可能性,科尔凯廓尔的这部著作,我们翻译作“非此即彼”。这就是说,信仰是没有什么“主体间客观性”的,也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纯粹意义上的信仰不可能是主体间客观的。但信仰本身伴随着一种形式,就是“宗教”。当她(他)为了信仰,披上形式的外衣的时候,你才会客观地看到信仰,可以度量,可以比较,可以实证地研究信仰,好像詹姆士当年写《宗教信仰的类型》那样。所以,宗教只是信仰的形式。对于宗教而言,你可以客观地去研究它,建立主体间客观性,所谓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的,不仅仅是subjectivity主观,而且是intersubjectivity。我们知道哲学现象学这门学问,它一直到胡塞尔临死的时候也无法回答主体间性的问题。一直到海德格尔,才逐渐转向东方,禅宗,逐渐消减主体性的问题。只有当信仰“外化”到宗教形式的时候才有主体间客观性可言。这是关于信仰我几乎可以说出来的唯一的话。
    总结一下:人类行为是一个很大的集合,在荣格界定的“自我”世界里面,理性只有一个点——微弱的烛光,在比人民大会堂还大的一个黑暗大厅里照亮了一个点,理性之光。理性的一支烛光点亮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你意识到的,是“我”的理性,是我的“意识”(consciousness)。但在这类被照亮了的“理性”行为里,又只有一小部分是可实证的,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范围——就是可以反复出现,反复检验,在统计意义上合乎理性假设的,在统计意义上“正确”的行为。还有一类行为,我认为,远大于理性的和可实证的行为,比如很多哺乳纲动物都有"理性”行为,黑猩猩有“符号能力”,但它们的很多理性行为无法实证研究。又例如,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韦伯(Marx Web)提出过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价值理性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他“非理性”,他追求自己的信仰,他追求作一个“雷锋”,他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他可以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把牢底坐穿”,你说他是“非理性”?那么你错了,那是一种价值理性,在韦伯的意义上。价值理性没有什么主体间客观性可言,它不可实证。这样,我们知道,有相当大部分的理性行为是不可实证的,在理性行为的集合里有这样的划分——可实证的和不可实证的。
    然后就是“无意识”的行为,或者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自杀,自杀可以为了nothing,日本人自杀,玩儿似的就死了。香港小孩吸乙醚,就是追求一种临界效应。福柯追求(limiting experience)极限体验,就是什么样的experience你都要体验过,体验当然很重要了,体验是生存哲学的一个基础——重要的是体验,不是目的,目的是不存在的。那么到极端境界的时候,到福柯的那一代人,就是“极限体验”——同性恋、吸毒、自杀,到你感觉到要死的时候停止,再过了那个极限你就死了。香港的中学生玩这套体验游戏,吸乙醚吸到快死的时候停止,就是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意识尚能控制行为,再把乙醚的瓶口拿开。但很多人就此便死了,因为到了那个极限,你很难控制你的手和瓶口。这是极限体验的非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描述过这样一个人,他说:为什么我要理性地活着?为什么我往理性的道路去谋生?一天到晚地为金钱努力?为什么我不反其道而行之呢?我就要像飞蛾那样,就为了那一次光辉的体验,我要扑到火上,然后烧死自己。这样生活又怎么了?错吗?反正我们早晚都被遗忘,早晚都要遗忘,包括死亡。存在哲学的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写过。这是指可以意识到的“非理性”行为,它与存在哲学的思考有关。
    最后,人类行为的集合里有这么这一大片,大概占集合总面积的99%,就是人民大会堂里那根蜡烛还没有照亮的部分,那都是无意识世界(unconscious world),是我们内心的无意识世界。从这里发生出来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行为,因为你还没有理解它呢,“理性为自然立法”嘛,你还没法“立法”呢。非理性行为里又分了两类:一类是可实证的,像上面说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那个人,那是非理性的,同时是可观察的。又比如说社会学家涂尔干研究过的“自杀行为”,那都是可实证的“非理性”行为。此外,还有大量非理性行为是不可实证的。比如说梦境,我们在梦境里面的行为经常表现为非理性,不可实证,缺乏逻辑性,有时候不可思议。你醒过来,你说你梦见了什么,你在梦里做了什么,科学家不会相信你,你的梦必须是别人可以重复的,因为“可重复”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条件,梦是无法重复的。
    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当我们从行为学和神学这两个方面为经济学划界以后,在人类行为的集合里面,就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大约小于1%的领域,是我们经济学家应当研究的领域,即可以当作“理性选择”的结果的并且具有“主体间客观性”的那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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