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信誉在人类起源中的意义

       斯坦福大学教授克莱因，被《演进人类学》杂志誉为“今天美国最重要的人类学家”， 最近在《人类文化的黎明——一个大胆解释人类意识进步“大爆炸”的新理论》[1] 一书中披露，从非洲猿到现代人的转变，最关键的环节隐藏在2001年3月在肯尼亚土耳卡纳湖西侧350万年前地层里出土的一颗被命名为“肯尼亚平脸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的、震惊古人类学界的颅骨化石之中。

    以果实为主要营养来源的四足古猿，嘴部多向前方突出，如鸭子一样呈扁平状，为的是尽量多地保存嚼碎的果实。同时，极为突出的嘴允许门齿旁边长出很长的“獠牙”，刚好用来威胁敌人。后来，气候变迁，热带雨林消失，果实日益稀缺，或许是偶然地，一些“四足猿”为求生存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成为“非洲古猿”——更频繁地使用“两足”的猿类。这样，猿的两只“手”比较频繁地呈现出来了。这些有手的猿，仍是出于偶然，发现以石相击，只要角度恰当，就可能打击出“刃”来。2000年发表的考古学成果告诉我们，已知最早的人工造成的“刃”，是在260万年前。这样，考古学成果告诉我们：地球上先有了石器，其后才有了最早的人类——“手人”（homo-habilis），约出现在200万年前。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手人”的脸，已经是扁平的了。

    克莱因认为，脸部是否扁平具有重大的演进人类学含义。嘴向前方突出是“四足猿”的脸部特征，而“两足猿”却具有一张扁平的脸部；人类学家以前也许过于关注“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脸部扁平”在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克莱因解释说，“四足猿”由于长有长脸和獠牙，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所以社会交往的效率很低；相比之下，脸部扁平的“两足猿” 的社会生活却和谐得多，更容易演绎出以“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

现代实验表明，“两足猿”并不比“四足猿”更“节能”，故而“两足猿”的优势几乎全然在社会交往方面。加州科学院比较动物行为学领域的两位研究员最近论证说：直立的上躯有助于狒狒和猩猩降低相互威胁时的“信息成本”——因为上躯显示出双方肌肉的力量。而较低的信息成本减少了利益冲突的双方交恶的概率——如果我显然打不过你，我为什么还要威胁你呢？依此类推，他们指出，“两足猿”的社会要比“四足猿”的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何况，有了“手”的“两足猿”可以向同类以“手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动物行为学家认为，任何动物种群的交往，以前肢相扑都比犬牙相向要“礼貌”得多。

脸部扁平在演进人类学上的重大意义，还在于颅骨的扁平结构与人类语言的关系。嘴的收缩，最初发端于食肉。在没有“刃”的时代，“两足猿”如何撕扯生肉呢？于是有了对粗壮的“臼齿”的需求，在粗壮臼齿的作用下，脸部骨骼逐渐“直立”，鼻梁也开始“高耸”。伴随着脸部扁平化过程的，对我们人类极其重要的一个演化环节是口腔形状的改变。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信，“直立人”（homo-erectus）之所以能够使用语言，在发生学上与喉结、鼻腔、舌根和口腔的结构密切相关，[2] 而语言的产生无疑是促进社会交往效率最具革命性的因素。

       1994年11月，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海尔·塞拉西曾经在阿瓦斯河谷中部发掘出上百块古猿化石，他在1995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报告里把这些440万年前的古猿命名为“根人” （Australopithecus Ramidus）。注意，这一名称的前半部表明根人是两足猿。“根人”化石的解剖学特征介乎于“普通猿”和“两足猿”之间，他们仍然有强壮的上肢，仍然有巨大的獠牙和小得多的臼齿，他们甚至有爬树时专门用来锁住手腕的特殊关节。尽管如此，“根人”的头，却已经正确地长在“直立人”的位置上了。

    上面的思路意味着，早在工具的使用（250万年前）之前，450万年前，“根人”的社会交往行为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们人类的大脑结构了。于是，我们的兴趣再度转向350万年前（没有石器的年代）至250万年前（石器出现的年代）的那段古猿史，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了什么？从远处看，这段历史的线条似乎已经呈现给我们了：首先是社会交往效率的改善（通过嘴巴、面部表情和手势），其次是单刃石器的制造，然后是“手”的劳动习惯的确立（通过使用石器），最后是社会交往范围的拓展和脑容量突然增加。文化之前，先有社会交往。在经济手段极端稀缺的生存环境里，社会交往的规模取决于社会交往的效率。社会交往的效率，十分偶然地，被自然力和社会力制约着，在4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这段漫长历史中，与脸的扁平程度密切相关。

    早期人类交往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剑桥人类学大百科》1999年两卷本告诉我们：在寻找猎物和根块植物时，每一个原始人的智力和体力只允许他谨慎探索很小的一个局部，例如，50米长的一段河谷森林。必须通过信息交换，原始人群才得以适应整个地区的生存环境。信息交换的最初媒体是脸部表情、声音、手势和身体姿态。只在双刃石器制造所要求的二维及三维想象力充分开发了人类心智以后，大脑皮层才有了显著发育（以及脑容量的“突变”），从而语言和符号能力开始发展。

       关于信息网络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假定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张速度是每年百分之S，那么为了不浪费用于社会交往的能源，每一个原始人就都必须记住通过交往所获得的全部信息，这一信息的增长率与S的指数成正比。这叫做信息量随信息网络的扩张呈“几何级数”增长。

       关于脊椎和哺乳类动物的“头－身”比例的调查表明，人类的“头－身”比例是哺乳动物的七倍，是灵长类的四倍。如果分析我们大脑所消耗的能源比例，结论就更加惊人：大脑重量占身体重量的比例约为2％，但大脑消耗的能量是身体所消耗的总能量的25％。如此奢侈的大脑带给原始人的好处，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合理的情形是：当生存环境发生突然变化时，大脑的记忆力、联想力、和符号交往能力将帮助人类创造性地探索新的生存方式。只在标新立异方面，人脑比其它动物占了优势。

       1998年，伊利诺斯大学香槟校区的考古学教授安布鲁斯（Stanley Ambrose）在《考古科学杂志》第25期上发表了一篇要的报告“东非石器时代后期及其食物生产的编年史”。从制度分析角度看，这篇报告描述的最有意义的现象是这样呈现出来的：作者在东非发掘的的几千块化石里包括六百多个细微碎片，是从非洲土鸡的蛋壳上剥落的。这些碎片其实是13个直径约6毫米的圆形“古钱”碎裂后的残余化石。当然，这批中央穿孔的小圆片肯定不是“钱”。以东非智人的能力，每片这样的“圆片”需要成年男性打磨几个小时，而且在“成品”附近出土了十倍以上的“废品”和“半成品”，足以想象打磨者们对圆片工艺的要求之高和对圆片的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大。对于这批“工艺品”的功能，安布鲁斯的判断是：信誉，这群4万年前的智人已经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土鸡蛋的蛋壳打磨的小圆片穿成的项链——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花费几个小时的宝贵劳动打磨一片这样的礼物，安布鲁斯教授说，对于礼物可以维系的社会保障系统来说，是非常合算的。借助于社会网络，早期人类比单独的群体更能够应付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甚至冲出非洲。

    最初的信誉其实是一种包容：我相信你，虽然我不认识你。那么，让我们交换礼物吧。这些小圆片还意味着：当时东非的人类已经广泛使用“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了。要知道，“符号”只在大脑不仅具有充分的联想力而且具有足够的抽象能力时才可能发生。一旦获得了符号能力，人类就能够创造出艺术、数学、和像形文字。软弱的“两足猿”生存下来了，由他们首创的基于语言交往的和旨在促进合作的社会关系——包括用土鸡蛋壳精心打磨的小圆片串起来的项链，让他们的后代获得了在地球各个角落生存和发展的伟大能力。

1992－1994年，鲁特格大学人类学家哈里斯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斯河谷发掘出了大约3000块石器。以“地磁极转向”方法测定，这批石器所含的铁原子结构里仍然保持着240万年至260万年之间的古地磁极方向。2000年《考古科学杂志》在第27期上发表了哈里斯的发掘成果，最终把人类祖先开始使用石器的年代确定在250万年前。在肯尼亚出土的最古老石器的年代，经测定不会早于240万年前。而在南非出土的同类石器，年代不会早于2百万年前。这样，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两足猿”借助于强大的社会交往能力从肯尼亚走上埃塞俄比亚高原，发明了石器，又从高原上追随野兽的足迹，回到了肯尼亚谷地，在那里留下了更多的石器，再往南，被他们追捕的野兽把他们带到了南非的平原上，在那里，他们最终取代了“四足猿”。这批石器的主人，正是汉语旧译的“奥杜瓦人”。

       根据关于“肯尼亚的平脸人”的考古发现，克莱因推测，从奥杜瓦人的社会里，由于大规模使用石器和围猎，分化出了至少两个分支，其一是后来灭绝了的罗百氏的祖先，其二是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惊讶人”的诸多后裔之一。在“惊讶人”的后裔里，最著名的是“手人”和晚近获得命名的“劳动者（Homo Ergaster）”，约出现在150万年前的东非高原上。劳动者的头颅几乎完全是现代的了，平均脑容量高达900立方厘米。

       合作与信誉造就了广泛的社会交往潜力和信息网络，当最后一次冰川期迫使人类更迅速地扩展社会交往范围时，大脑皮层的神经元结构便发生突变，为人类带来了语言能力。这段话，算作我这篇笔谈的结语吧。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