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长期经济史而言，最主要的变量是资源结构、人口结构、技术结构。这里，时间度量单位是“百年”。因此，更短期的结构都被忽略了。在资源结构概念内，经济学家归入了经济活动的全部自然环境因素。在人口结构概念内，经济学家归入了经济活动的人力因素。在技术结构概念内，经济学家归入了经济活动的全部知识因素。
长期经济史是我们关注的视角仅次于自然演化与生物演化的人类物质生活的演化过程研究。比这一演化过程的研究视角更短些的，是例如艾利亚斯擅长的社会演化史研究视角，以及经济学家关注的“长周期”研究视角。
只要承认演化的“路径依赖性”，我们就难以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如何选择研究视角的长度？在经济学思想史文献里，我们看到，马歇尔引进的“短期”与“长期”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分析视角引发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经济学解释的逻辑问题。例如，根据马歇尔的理论，就“短期”而言，某一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可以遇到强烈的“外部效应”。而就“长期”而言，一切外部效应最终都不可能存在。我记得，香港大学经济系的张涛教授曾经撰文评论马歇尔经济分析的这一方法论问题，并试图取消“长期”和“短期”之分别，建立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可惜，至今未见到相关论文发表。
近年来，演化理论在经济学主流学派内的长足进展，为解决马歇尔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问题提供了极有希望的方案。那就是，把每一时刻的一般均衡格局看作未来时刻的社会博弈的“传统”的一部分。此处，“传统”应当如韦伯所论，理解为“一切可能历史的集合”。也就是说，传统存在于且只存在于每一社会成员的不断反省着的心智里，这些反省意味着在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之外，还存在无数没有发生但可能发生的历史。沿着这样的多元的颇具伯格森风格的历史时间推演开来，在任一给定的时刻，基于给定的传统，社会成员参与新的博弈并对新的均衡格局提出各自的不同阐释，最后，这些阐释当中能够被足够多数或具有足够影响力的社会成员接受为“共识”的，就进入“分享”的历史。被大众分享的历史不同于一般可能的历史，它为当下的社会博弈的参与者们提供了从一切可能的均衡格局当中选择一个现实可能的均衡的历史依据。
可惜，我们知道，如上所述的演化理论还难以构成逻辑自洽的解释体系。因为，在上述的演化过程中，每一实现了的均衡格局，究竟靠着怎样的力量突破既有的均衡格局向着未来的均衡格局演化呢？博弈均衡的逻辑不能容纳完全开放的“传统”，虽然它已经能够容纳“概然的历史”———即为每一可能的历史事件赋予特定的主观概率。只当传统在概然意义上对博弈者是封闭的时候，从而博弈的参与者们对历史的不同阐释可能包含某种共识的时候，社会博弈才可能有均衡格局。而且，上面的论证表明：一旦进入均衡，这样的社会将永远停留在那里。
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展，伴随着重要的数学进展。无疑地，数学进展对于西方思想进展是至关重要的。伯劳维尔不动点定理的发现，使纳什的博弈均衡存在性定理成为可能，从而使当代经济分析的全部结论最终获得逻辑自洽性。
另一方面，无理数、牛顿或莱布尼兹的研究、以及数学直觉主义者的论证表明：思想的进展对数学进展来说，也可以成为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博弈论的数学进展，在当代，几乎总是由经济学家先提出问题并由数理经济学家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由于历史原因而未能较早提出博弈论问题，故而，在198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只有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的王建华老先生为我们写了一本叫做“对策论”的小册子。
长期经济史的研究，在我看来，很可能为演化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提供契机。目前，社会演化理论的难题之一，所谓“群体选择问题”，或者类似地，“文化与生物共生演化问题”，就正等待着这样的突破性进展。近年来，结合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社会心理学与脑功能呈像技术，我们看到在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的不少研究成果展示了这样的突破性进展的希望。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南京大学中德演化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我们期待着与更多的经济学家和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合作，共同推进社会演化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