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的新的均衡？
若干年以前，我们论辩：自由不是飘浮在天上的理念，自由是一种真实生活，故而只在生活中才有所落实，这叫做“脚踏实地的自由”。大约三十多年前，哈耶克曾经感叹：自由若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奉持的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对任何个人而言，例如对苏格拉底而言，就都不会有自由。
一段关于脚踏实地的自由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经济学叙说，首先询问的是：在何种“不自由”状态中，我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一切关于“幸福”的感觉？哈耶克的回答是，根据我的理解，自由并不一定意味着快乐，甚至不意味着幸福，因为自由人的生活需要承受痛苦——例如，承受失业、竞争、为金钱而谋生的痛苦。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脚踏实地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权衡：在不同种类的痛苦生活之间，选择较好的那种生活。
经济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大道理，还有许多小道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稳态”社会里，你最需要知道的，是那许多小道理，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创立之初，在《政治学》和《伦理学》里面提出来的那些大道理。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迅速变革的社会里，例如中国社会，那么你最需要知道的，很可能首先是大道理，而不是那些对你而言显得格外琐碎的小道理。可惜，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是学生们从他们的西方老师那里带回来的，于是它被表述为一大堆西方老师们关心和仔细研究过的小道理。读到这样经济学，我们就难免产生“不合用”的感觉。故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更加亲切，是更切近我们关于人生选择的经济学。
所以，在各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比较不痛苦的，把它们称为“幸福”。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如何选择：
（1）懂得你自己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数。
（2）熟悉你周围的世界，或者，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参与城邦政治。因为人的最高自由是通过政治行动来落实的。例如，你的各项权利，是通过你和邻居们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才得到后者的尊重和维护的。
（3）在可选择的行动方案的集合之内权衡，找到那些最符合你的偏好的行动方案并加以落实。
上列人生选择处方，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呢？经济学家说，在产权界定清晰的范围内，都适用。所以，人生选择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事前看清楚选择方案的集合的边界。越是在转型期内，个人选择的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诸项权利）就越是不能确定。因为，如上述，社会对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政治行动的结果。转型社会的诸种不确定性当中，最显著的是政治不确定性。
这样，经济学里面的“大道理”告诉我们，人生的可选择性，依赖于政治行动。这里，政治是广义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群体行为——社会选择理论是研究这类行为的新政治经济学工具之一。
社会选择理论也有它自己的大道理和许多小道理。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大道理之一，可以翻译为这样的看法：一群人，如果他们的偏好太接近，差异太小，那么他们的政治行动将如同被一个“独裁者的偏好”统治着那样，虽然可以十分理性，十分有效率，却往往是不自由的——因为少数人表现出来的独特偏好会被忽视甚至遭到压抑。柏拉图对此感悟甚深，因为他的老师苏
格拉底就是被这样过于统一的大众偏好给投票表决处死了。这篇文章开篇引述的哈耶克的感叹，也是就苏格拉底之死而发的。
个人的自由，于是首先依赖于他周围是否有更多的个人愿意选择更自由的人生。杨振宁博士的私人生活，不论它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不符合生活的“惯例”，毕竟，它是大众政治行动的后果之一——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行动选择了市场导向的社会变革吗？我们不是至今仍然不愿意放弃市场社会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比较幸福的人生吗？那么，为了不那么自相矛盾，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可选择集合内独立选择呢？
另一方面，杨振宁博士和翁帆女士也一定会理解：在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社会里，毕竟，舆论也有它自己的偏好，会在它的可选择集合内作出独立选择。它若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痛苦，我们只能把这种痛苦看做自由生活的代价之一。
然而，这里报道的舆论倾向十分值得警惕。假如一个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强烈的新闻效应，假如个人选择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我们就应当询问，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它的心理基础是否足够扎实？是否能够延续？是否不可能成为社会博弈新的均衡？
例如，推而广之，我们是否将派一名警察到我们邻居家里去搜查“黄碟”、以便让我们的社会良心不受打搅？我们是否将立法禁止大学生情侣入住任何双人房间、从而不让我们习惯了的传统生活方式贬值？我们是否打算检查每一个人的日记、以免其中一些离经叛道的念头在日后毒害青年？
自由，一旦要成为脚踏实地的，就要求每一个人养成与自由生活相适应的道德意识——所谓“自由的精神气质”。一个不能养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民族，恐怕永远难以拥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