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故事”远比“理论”丰富？理论，若要表现出逻辑的力量，就必须满足于在极少的维度上的叙事。故事，根据讲述者的体验和技巧
，可以伸展出极多的维度。经济学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更注意让叙事能够自圆其说的话语，于是它的理论就更像数学而不像故事了。《世纪大拍卖》一书的作者告诉她的中国读者，现在建构转轨经济学理论还为时过早，她只愿意告诉我们从俄国故事中她得到的两项教训：（1）市场经济的要素绝非仅仅是私有化。这一看法，其实，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知道得更早；（2）公民社会或法治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一看法，我们可以从哈耶克或诺斯那里知道得更早。
我们的俄国故事的讲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还是称呼她克里斯蒂娅吧，对于她所讲述的故事来说，可谓“得天独厚”。首先，她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具有浓厚乌克兰血统和生活习惯的家庭，并且在基辅大学读过书，她熟悉那里的语言和被传统文化密切编织起来的人际关系。其次，从1994年加盟《金融时报》开始，她是该报驻东欧的通讯记者，其后成为驻莫斯科记者站的主任，故而她讲述的故事，大多基于她与当事人面对面的访谈。根据今天仍然时髦的某种社会学论证，“口述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第三，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在2003年5月被任命为《金融时报》副主编之前，她成功开拓了“金融时报网络版”，她被认为是她的同代人里面最具才华与能力的新闻从业者。我喜欢她的文字里和她的努力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全球视角”——在斯密和康德的叙事传统里，那是一种清醒的“世界公民”意识。
涉及大范围制度变迁的改革，从来就是一门艺术，而不能是一种理论。既然是艺术，就不得不有人为的努力参与其中。盖达尔是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1986年，盖达尔和他的朋友们召开了“蛇山会议”。五年之后，他被叶利钦任命为副总理，开始实施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叶利钦－盖达尔改革纲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同年，1991年11月8日深夜，盖达尔的朋友，丘拜斯——彼得堡“改革俱乐部”的核心人物，让妻子打电话给他在彼得堡的朋友瓦西里耶夫，希望他“在24小时之内起草一份全国私有化方案”。1992年8月19日，叶利钦宣布每一名出生于1992年9月2日以前的俄罗斯人，都可以得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可以自由转让的国有资产认股权证。按照当时的汇率，这大约相当于25美元。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不到三年，非国有部门劳动者占俄罗斯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从低于10％迅速攀升到70％。
作为这次“休克疗法”的后果，来自当时的各种记录表明，价格自由化的第一个星期，物价上涨了6倍。1992年上半年内，物价上涨了至少12倍。根据2004年6月《比较经济学》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记载，1992－1994期间发生了“后苏联时代”的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几乎每月都以至少10％的速度在增长。由于货币丧失了可信度，俄罗斯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到了1999年，是以“实物贸易”的方式实现的。
盖达尔的“纲领”以及纲领的实施过程，坚持了政府预算基本平衡的原则。这意味着俄国人需要以其他方式支付这次改革的成本：通货膨胀、失业、迅速积累的企业之间的“三角债”，这些支付方式的最后一种，其实没有结局，因为毕竟要有人来偿还巨额债务。于是，波塔宁提出了“债转股”改革方案——私人资本家可以通过收购国有企业债务而控制国有企业。按照克里斯蒂娅的描写，波塔宁本人或许是“青年改革派”当中最后加入这场“资本盛宴”并由此建立自己的资本帝国的改革者，他锁定的目标是俄罗斯国有部门的一家有色金属和贵金属采掘企业——年销售额超过250亿美元。
与共产党人相比，青年改革派把新兴的私人资本家阶层看作更先进的社会力量。因此，当改革遇到来自传统体制的政治反抗时，改革派经济学家们宁愿选择与工业寡头们结成政治同盟。可是当改革成为社会主流之后，青年改革派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同盟开始瓦解。寡头们无限制地向他们的政治伙伴索取经济特权，他们反对任何可能打破垄断的改革方案。
至少在当时，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政府。因为借助他们与当权者的结盟，“寡头们很容易找到几百条途径逃避税收，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大部分民众已经在贫困线上挣扎了若干年。到了1998年5月，政府已经积累了高达1400亿美元的美元债务和600亿美元的卢布债务，随着国库的枯竭，政府不得不加紧印刷钞票。
改革带来的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发生在1998年，俄罗斯政府“冻结”偿还国内债务，引发了金融危机。8月17日上午，青年改革派最后一位保持着廉洁名声的人士，基里延科总理，向公众宣布卢布贬值50％以上。根据一篇学术论文提供的数据，物价在第一个月上升了40％，在当年上升了70％，失业率则攀升到14％。克里斯蒂娅转述她当时记录的一位小摊贩的感叹：“我去买一杯茶的工夫，卢布又下跌了，我们不得不提高价格。……跟上汇率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过去十天已经亏损了3000美元，恐怕很快就要倒闭了。”
终于，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退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
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大约在2000年降临了。那年，GDP居然出现了3.2％的正增长，通货膨胀率在年底那个月低于1.3％，当年国际贸易的顺差达到了400亿美元——从出口总额700亿美元和进口总额300亿美元判断，巨额顺差或者与销售能源有关，或者与企业购买力的枯竭有关。不过，在2001年以后的两年内，俄罗斯经济似乎确实进入了健康发展时期，GDP连续两年的增长率均高于4％。人们甚至推测，2004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将超过6.5％。
克里斯蒂娅的“结语”里出现了下面这些意味深长的文字：……普京已经系统地清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历经痛苦地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机构和民间社会制度。……普京让叶利钦时代最大的失意者集团——苏联的官僚，特别是那些内务部门、军队和前克格勃机构的公务人士的地位迅速上升。……在最高权力阶层中，那些人所占的比例从苏联的最后一位领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不足5％增加到普京时期的58％。
我很难相信俄罗斯目前的平静是一个长期均衡——在社会大众、官僚贵族、金融寡头、或许，还有第四种力量，“知识精英”，它们之间的博弈达到均衡了吗？克里斯蒂娅讲述的俄国故事的一个似乎最深沉的维度，我称之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观念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