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选择与学术的民间性

　　糟糕的制度安排使优秀人才“自选择”不进入决策机构。
　　曾经介绍过这样一种看法（参阅本刊汪丁丁专栏文章《从五常卖字说起》）：不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私人角度，“献血”都是一种比“卖血”更优的制度安排。因为如果允许卖血，则往往会有人逐渐转变为“卖血专业户”。但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血的价格较低，不足以让一个卖血者把两次卖血的间隔保持足够长以便他的身体再生产出等量同质的血。更糟糕的是，当血价上升时，如果缺乏检验血液质量的优良手段，卖血者就会把献血者驱逐出血液“市场”，从而受血者所接受的血的平均质量将会下降。
　　经济计量理论家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样本的“自选择”（Self-selectivity）效应——那些被观测到的因某种激励而成为被观测到的，那些未被观测到的则因同一激励的缺乏而未被观测到。血价上升，吸引来更多的卖血者而非献血者，故而买来的血占医院用血总量的比例上升。这是因为血价上升只对卖血者有正的激励作用，对献血者没有或有负的激励作用。这样，在统计数据中就会出现“血的价格与血的平均质量成反比”这类奇怪的现象。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指出，极权制度最糟糕的特征是它往往把能力最差的人选拔成为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那些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利用裙带关系和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人，通常能获得最多的升迁机会。而最优秀的人才——其中不乏敢于直言的“右派”份子，则往往受到这一制度的惩罚。读者不难看出，这里再度出现了“自选择”效应，糟糕的制度安排使得优秀人才“自选择”不进入决策机构。
　　推而广之，任何事物，只要关于这类事物的“质”的信息在该事物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分布极端不对称——通常是供给者知道的信息远比需求者多，典型如医疗服务和学术思想，那么，这类事物的定价机制就可能因某种“自选择”效应而失灵。最著名的例子是关于“二手车”市场的所谓“柠檬原理”——当买主按主观预期的平均价格购买二手车时，好车的卖主“自选择”退出二手车市场，从而导致二手车的平均质量进一步降低，又导致平均价格的下降……直至市场崩溃。
　　当然，市场未必总是崩溃。杭州农家养的“本鸡”在市场上至少卖15元一斤，比普通鸡价贵了两倍。换句话说，如果市场提供有效的技术来判断事物的质量，让买主以足够低的费用把事物归入例如“本鸡”和“速成鸡”这样两个类别，并据此定价，那么，市场将为不同类的鸡制订不同的价格，也叫作“质量歧视”价格。
　　不过，市场未必总能对事物的“质”制订出歧视价格。杭州的茶叶，以我的观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茶叶的品质，一位曾在茶场工作过许多年的朋友告诉我说，非要专家亲自品尝而无法辨别高下。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阜阳“奶粉事件”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销往农村的假奶粉几乎不可能遇到懂得使用检验仪的消费者，从而它们可以按照包装的品牌获得与优质奶粉同样的价格。这时候，我们说：市场失灵了。
　　还有一些事物，它们的质量未必敏感依赖于价格。换句话说，价格信号难以传递这类事物的质量信息。再换言之：对于这些事物，市场是要失灵的。我觉得，学术与思想就是这样的事物。
　　中国社会刚好处在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在这一阶段，市场表现出对“学术与思想”的旺盛需求。凡是“重点”大学，动辄就可以从国家财政领取数以亿计的拨款。此外，办学创收也呈现出巨大的盈利前景。以辨别学术产品的质量为主要功能的“权威级”学术刊物，由于提供了关于研究人员的质量的信息，必须时刻抗拒来自大学研究人员的数目诱人的“版面费”。读者当然不会忘记，大学经费的一项主要开支是建造更宽敞更舒适的教工住房，从而把教授们的市场价格提高到比他们交给刊物编辑的“版面费”远为诱人的程度。最后，谁控制着大学经费的发放和使用，谁当然也就有了权力把自己优先包装成为“大学教授”。
　　当学术价格上涨时，由于学术的质量几乎与价格无关，故而，我们不难想像，卖血者将把献血者淘汰出局，或当这一过程达到均衡状态时，剩下来的，是一群与学术和思想几乎无关的人物，把持着大学和科研机构。
　　那么，学术与思想躲到何处去呢？躲到献血者该去的地方。关于学术与思想的“自选择”效应在于：那些以“学术为志业”的人通常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因此，他们“自选择”躲在市场外面某个安静的角落。假如大学已经变成了市场，自选择效应就会把这些以学术为志业的人驱逐出大学，让那些与学术几乎无关的人被大学的消费者观察到。不错，消费主义的时代早就表明：大学是可以拿来消费的。
　　于是，学术便恢复了它的民间性——既没有市场的喧闹也没有官府的张狂。只在学术的这一形式中，学者永远可以找到自己的安静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