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读天文学著作时，被一项称为“哥白尼原则”的非自我中心假设所打动。这项假设是：不要假设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无古人并且后无来者的；因此，只要我们真诚地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未来状态进行预测，在最弱信息即完全没有相关信息可用的条件下，我们至少应当假设我们并非恰好生活在这一事物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因为这两阶段与我们相遇的概率很低，例如，低于5％。去除这两阶段之后，我们只好假设自己生活在一个比较平庸的时段内——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相应地，将大于90％。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有些危险，因为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打算忘记“哥白尼原则”。比如，这些朋友宣称，中国经济还可以在未来30年内保持高速增长，从而在未来五年内赶超美国（GDP总额，不是人均GDP）。这让我想到了哥白尼当年的困惑。为什么经济学家表现出如同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自我中心主义呢？我推测，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经济学家的地位随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于世界经济之林而显得过于重要了。
如果我们把视角放长远些，例如，把自己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平庸的时段内，那么我们就有耐心仔细查看今天所谓高速增长的GDP当中，究竟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怎样增长的；并且，增长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一奇怪的增长方式和分配方式，究竟可能维持多少年而不发生严重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被少数经济学家关注着，但它们能否被我们多数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呢？我真诚地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严肃对待“哥白尼原则”。
我相信，或许两百年以后的经济史家将支持我的判断，长期的、真实的并且有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平均年率，几乎不可能超过8％。假设中国人并非“天之骄子”，我们也并非处于中国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时代，那么，当我们已经享受过高于8％的如上定义的收入年增长率之后，对于未来可能降临的痛苦事件的概率的预期，将随我们继续享受幸福事件的时段的延长而增加。
于是，我很愿意设想未来的痛苦事件的经济学涵义。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今年一位学生的学期论文。她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如果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被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严重扭曲了，如果教育服务的价格被垄断教育的机构严重扭曲了，又如果这两种价格扭曲恰好导致这样一种“低水平陷阱”——劳动者无力交纳学费从而劳动的人力资本含量保持在低水平均衡状态，同时，这一低水平均衡状态的人力资本含量恰好对应着劳动价格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从而，劳动者永远无力支付更高水平的教育服务的价格，那么，中国经济难道不会被长期锁入在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里吗？
这篇论文的作者——抱歉，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没有展开叙述她的猜想，她甚至没有打算提供一个可靠的数学模型来论证这一猜想。不过，如重要思想通常表现的那样，它一闪而过，打动了我，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它的多数成员似乎前所未有地坚持着“短期行为”，居然相信它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环境能够保持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不改变！这一信念实在难以打动我，它太平庸了。
所以，我特别高兴地读了林毅夫教授的这篇短文。必须放弃赶超战略，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并且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作者采取的叙事方式是经济学的，但他表达的思想，在我看来，与我的脱离经济学方式的叙事大同小异。■
评林毅夫：《放弃赶超战略 着力公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