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滥用，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燃眉之急"。
自从80年代末国人比较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思想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法"的基础就成了问题。一方面，经济效率所要求的"法"是古典自由主义所论证的"rule of law"（法治）；另一方面，当政府职能仍处于为旧体制下社会经济服务的"滞后"状态时，法律的实质只能是"rule by law "（法制）。无怪中国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声称：中国文化传统早已有"法制"，故无需"法治"。
经济效率为什么必须以"法治"而不是"法制"为法的基础呢？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竞争就本性而言不承认任何其它特权--不论这特权是与外貌和性别联系着，还是与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联系着。在市场上，必须保证"Money talks "（金钱话事），才可以有效率。
可是十多年以来，"法治"在转型期中国的命运如何呢？钱颖一的文章告诉我们，以"法治"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滥用，这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燃眉之急"。让我引述哈耶克的观点以便更彻底地提示这一问题的真象。哈耶克在半个世纪之前发出过下面这一孤独的呐喊：那个控制了我们每日每时经济命脉的人或机构，必定要进一步控制我们在其它方面的自由直至控制我们思想的自由。例如，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大概不会有兴趣自动约束自己的权力。这被霍布斯叫做"利维坦"的庞然大物，它迟早会吞没一切，包括"市场经济"。
在我看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几乎惟一途径是：1.以宪法精神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2.在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开拓出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公共领域"；3.在这一公共领域之内实现公众的对话、政府与公众的对话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4.以公众的舆论监督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而实现"法治"。
"法制"乎？"法治"乎？我的回答是：没有自由的舆论监督，"法制"绝对不会自动转变为"法治"。你要经济效率吗？请予"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