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最近推出了他的又一部力作《财富的革命》，阐述了财富的生产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
托夫勒这部新著旨在探讨知识社会的“财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托夫勒对这一“千年变局”的表象分析，又可进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国引发了普遍的阅读兴趣的著作。
借用托夫勒的语言，所谓“第一次浪潮”，约始自1万年前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农耕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种植”的知识——这一知识的积累与折旧。所谓“第二次浪潮”，约始自17世纪末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工业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制造”的知识——以物质资本的形态和以人力资本的形态，积累与折旧。
所谓“第三次浪潮”，约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服务业的时代”。因为，由各国统计数据表明的趋势是，在这一时代，农业劳动人口将只占总人口的2%以下，工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8%以下，服务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如此众多的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表象而言，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电信、医疗、教育，以及政府部门内的相关服务。更深入的考察表明，与“传统服务业”的那些在洗衣房和货运码头工作的劳动者截然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劳动者都是所谓“知识工作者”，他们在“第二次浪潮”中被称为“白领”。大约1970年，在美国，他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的人数。
在《第三次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托夫勒被多次邀请访问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大约有9亿人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农耕时代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同时，中国大约有3亿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造”。最后，中国大约有1 000多万“第三次浪潮人口”，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在2001年的一次访问中，他被询问“中国是否可以跳过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他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可能有跨越式发展，这一跨越必须以成功的“教育”为前提。就这一目的而言，宽带网络很可能为中国提供成功教育和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他预言，人类心理深层结构难以适应因不断加速的创新而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次总体性的危机的降临，被命名为“未来的冲击”。在这部著作面世36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位“未来学家”当时对现在所做的预测，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托夫勒预测的不准确性。例如，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普及和它的革命性作用。因此，他当然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生活对“数字一代”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重要的忽略改变了托夫勒最深切的预见——即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在介绍了托夫勒以往的思想轨迹之后，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试图表述的那种思想——为刻画这一思想，托夫勒使用了一个新词“prosumer可译为‘消费生产者’”，多达145次；作为对比，被托夫勒当做这本书的标题的关键词“revolutionary wealth”，在书中出现了63次。
其实，我能够提供的，只是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候受激发而想到的与托夫勒的论题相关但或许更深刻的思想线索。例如，博依索特（M. Boisot）于21世纪初，晚至2004年年底发表的关于“知识资产”概念的一系列作品，德鲁克（P. Druck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给予系统阐释的“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 Stigler）和贝克尔（G. Beck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消费者-生产者”概念，以及贝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一般知识”问题，最后，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
托夫勒的“消费生产者”概念特别适用于“知识社会”和“体验经济”。此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和生产都是个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谓“DIY”（由你自己拼装）电脑、家具、住房等商品，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而DIY组件的标准化则表明消费生产者尚难割舍“规模经济”的好处。作为充分发展的“个性化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如马克思预言过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我们看到，劳动将日益成为“义务的”而不是“雇用的”。托夫勒指出，此处“义务”一词，仅仅表示不收取货币形式的报酬，志愿者从义务劳动可以获得足够丰厚的精神形式的报酬。
时光流逝，当年与老师一起发表那篇论文的学生贝克尔，与他的老师一样，已成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82年获奖，贝克尔1992年获奖）。获奖那年，贝克尔与自己的学生联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似乎与“消费生产者”模型不相关的论文，题目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非常赞赏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劳动分工，如果劳动者的自我意识随分工发展而逐渐强化并把社会带入“个人主义的时代”，又如果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协调分工着的劳动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并且这一成本的上升最终抵消了劳动分工的全部收益，那么，社会将如何持续发展呢？
作为对比，让我引述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发表的看法：“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将越来越临时的技能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与贝克尔提出的分工及协调成本将导致的基本问题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分工着的劳动者之间在越来越临时生产过程中的越来越短暂的功能性组合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则是贝克尔完全没有论及的。尽管如此，贝克尔的洞见仍与托夫勒的洞见密切相关。根据贝克尔提供的解释，决定协调分工的总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在劳动者当中的普及程度。根据我对贝克尔思想的解释，此处“一般知识”应当包括：（1）制度性知识，例如语言、默契、行为规范；（2）普及了的技术性知识，例如算术、化学、电子工程学，等等。这些知识的普及，使劳动者们在瞬息万变的分工中保持协调并且保持协调成本足够低廉。否则，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将随分工的协调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终使这一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因此，贝克尔强调一般知识的获取、积累、扩散，对于降低分工协调成本和扩展劳动分工范围的极端重要性，并相信这一过程是斯密“劳动分工原理”的本质。
众所周知，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贡献是最终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3）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场广度。因此，自由贸易被认为是取消对劳动分工的限制从而取消对国民财富的增长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径。
贝克尔的分工协调与一般知识的理论则导致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在劳动分工的拓展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化；（2）劳动的专业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识的分离”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因此而发生日益增加的协调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其在参与分工的专业化劳动者之间的分享，可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拓展和财富的增长。
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自由贸易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能够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般知识的积累和分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远远超过市场拓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贝克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教育和研发部门的效率及知识的普及程度，是当代国民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对未来分工的协调方式的预测——“临时组合”，并不是单纯基于降低协调成本，而是基于更深层的财富创造原理。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阐释，是由德鲁克在1993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巨著中给出的。
德鲁克预言，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消失，或至少发生本质性转化，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转化为无数以个体经验为知识资本的专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随后的10年里，直至生命的终点，德鲁克继续论述这一思想。他指出，这些因知识分工而成为职业劳动者的专家，其实应当被称为“知识劳动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时是体力劳动的和脑力劳动的，例如，飞机维修师、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员、住房环境污染程度检测员、心理及养生保健咨询师、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和各类医学呈像仪器的操作者。
德鲁克的“知识社会”概念所蕴涵的知识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当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是：（1）知识的定价问题；（2）知识劳动者的道德自律问题。
德鲁克所论的知识劳动者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正是这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使分工与协调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从而使财富在更大范围的不断创造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培顿•杨最近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著作——中译本书名为《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已经提供了结成社会网络的知识劳动者们的知识交换过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方法。
托夫勒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极限，此时，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现象进行“量子”尺度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获取新的知识。时间与空间不再是割裂的两概念，基于“量子”概念，时间与空间演化为统一的“时空”概念。不同于相对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量子”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由于“测不准”，表现出“非严格决定论”的倾向。也因此，托夫勒对中国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我希望告诉托夫勒著作的中国读者：如同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位重要作者一样，托夫勒的主要著作，没有哪一部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对托夫勒1995年的著作《创造新文明》，亚马逊网上书店至今保存着一份2002年5月发表的读者评论，十分中肯地批评托夫勒的预测缺乏“建构性”——究竟如何实现与“第三次浪潮”相适应的政治？另一份发表于1998年6月的读者评论，更直接批评托夫勒：“基于成问题的假设对未来加以预测”。类似地，我推测，也可能会有中国读者会认为托夫勒在这部2006年新著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未必可信。
2006年4月24日，初稿于杭州“密云不雨斋”，2006年5月3日二稿于夏威夷瓦胡岛阿拉莫阿娜海滩，2006年5月9日终稿于美国加州圣克利门蒂“VagabondInn Executive”。
《经济导刊》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