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的一位泰斗，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发表过一篇论文（Mark Granovetter，1978，“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3，no. 6，pp. 1420-1443），可是被政治家们遗忘了，今天读来格外有意义。论文标题可直译做“集体行为的阈值”，这一理论的适用情形，作者列出了八类：创新扩散过程，谣言与疾病传播，罢工与骚乱，政治选举，教育投资，社交，移民，社会心理。
格兰诺维特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的上列八类现象，其微观机制是社会心理学家熟知的“个体从众倾向”。贝克尔和墨菲在新作《社会经济学》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类现象，只不过他们引入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而不是“阈值”。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凡影响个体行为并且不显著受个体行为影响的集体行为因素，都可归入“社会资本”概念。由此，贝克尔推演出一项基本原理：群体行为可以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以致在该群体内没有哪一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时却可以感受到群体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一原理十分类似于格兰诺维特在这篇论文里论证的集体行为基本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让我们试着运用格兰诺维特的模型来解释某一类动乱。假设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对当前社会状况不满意，但每一个人只在看到“足够多的人”参与骚乱时才参与骚乱。假设不同的个人对什么是“足够多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从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均匀分布在某一实数区间上。假设社会由100位成员组成，第1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参与骚乱的人数达到人口的99％时参与骚乱，第2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骚乱人数达到98％时参与骚乱，……依此类推，第99位成员将在骚乱人数达到1％时参与骚乱。现在，假设第100位成员将是第一个行动者，他的行动可以仅仅是打碎一块橱窗，只要这一打碎橱窗的行为被第99位成员看作是“骚乱”就够了，就足以触发“多米诺效应”，最终使全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见，假如我们承认格兰诺维特的模型符合我们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基本观察，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对待这一模型并且认真研究那些触发了第一位社会成员的骚乱行动的因素。同理，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为缓解潜在骚乱的多米诺效应，我们应当研究上述那些首先发动骚乱的社会成员的心理阈值——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一显然太低的阈值？通过何种途径可以提高这一阈值？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把骚乱的心理阈值提高到永远不发生骚乱？与这些问题对应，我们有下列基于普遍观察而提出的问题：最初的骚乱总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发动的吗？教育程度与参与骚乱的心理阈值之间具有负的相关关系？具有正的相关关系？还是具有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为什么“中产阶级”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受害者？民主社会的许多日常骚乱确实可以避免颠覆性的社会动乱吗？为什么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动乱？
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讨论上列最后一个问题。我假设这一问题所根据的观察是普遍获得认可的，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确实已经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动乱。为什么会是这样？基于哪些心理机制和社会运作的原理？难道不可能发生因价值多元化而起的社会动乱？
首先，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为了要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正常生活，就必须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所谓“见怪不怪”。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在一切能够降低骚乱的心理阈值的愚蠢政策当中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防止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让他们具有最低的骚乱阈值，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所以，我们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时尚，鼓励市民公开批评政府，让官僚主义者们不敢坚持愚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