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无可奈何地沿着一条死路飞奔下去。尽头，其实是孩子们的坟墓。而且，我们似乎没有另外的路可寻。
他是27岁的时候走进那座坟墓的。大约两年前，那时他25岁，2005年8月27日，葛炜炜离开南京到香港科技大学报到。这位一句粤语都听不懂的内地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写道：“我很快适应和融入了这一切，没有激动，没有陌生感，我平静得让我自己都啧啧称奇。”然后，他用了凯撒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自豪——带着他在南京大学的优异成绩和美好回忆，他对同学们说：“不由得会有些激动，这种激动持续了很久，使得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有一个念头：香港，我来了。”——不要忘记，凯撒说这句话时意味着“征服”。
仔细阅读他的人生故事，我注意到，他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相当普遍地恰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正经历着或即将经历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
他死后，同学们写道：……我们至今都无法将“自杀”两个字和葛炜炜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自信开朗的人怎么会，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状况下得了“抑郁症”？他是否受到了不合理的压力和不公平的待遇？
网友‘iloveyoy (随心所欲)’的回答凸显出这一悲剧的普遍意义：“在身边发生不少研究生自杀的事情后，心都慢慢似乎麻木了，……我觉得能够理解那种心态，那种心情。因为连我，都觉得自己似乎有时候容易受之诱惑。……面临的太多，期望（自己对自己，别人对自己）太大，有时候压的人很重很重。……走上这条路，其实很难有退路的，人生如果有那么多可以回到十字路口的机会，就不会有遗憾和痛苦了。……也许有些人不能理解葛炜炜也许是仅仅因为学业问题而自杀，认为他是心里承受力差，没有受过挫折，一直太顺利而导致无法承受从天堂掉落的落差感。但是，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当你没有面对过的时候，你是不能明白和体会的，不然就不会有围城效应了！……当我们面临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是很渺小的，尤其是在面对强大的、压迫一切的环境时，那会觉得更渺小。”
葛炜炜的网名“never worried”（从不担忧），似乎表达了他的信念，又似乎反映出他的担忧。他在以往的博客中断断续续地写了这样的文字：“我是否太急切了，……我是否太看重这个博士学位以至于只顾着向前狂奔？……只有一种颜色无法幻化出五彩，只有一种味道无法调和成五味，我的精神需要丰富，我的心田需要滋润，但我走得太快，以至都不知道路边是否有花朵在盛开。……我不应该让科研占据我的全部生活，我已经有多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多久没有写过文章？多久没有去打过羽毛球？在我放弃了春天的同时，春天也放弃了我。我有点难过，我曾经错过了那么多美好的季节。……老天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我感觉很好时给我当头一棒，导师的批评，杂志的退稿，实验的失败，感情的离去，总是不期而至，给我迎头痛击。”
我曾以最概括的语言描述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葛炜炜的人生，是与他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数千万家庭的孩子们的人生的典型。未来怎样？我还没有看清楚，但那是一个老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了？
北京，1923年12月26日，那场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的尾声，鲁迅感叹：“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假使寻不出路，鲁迅反对做梦。我不能断定我自己的态度。假使无路可寻，或许继续做梦也是好的？
在清水湾校园网纪念葛炜炜的主页，不知是谁，留下一首歌，如梦，亦如梦醒：“小树的旁边，有一把小小的吉他。寂寞的时候我总会弹吉他，寂寞的时候我总会弹吉他。坐在那树下，我无牵无挂。什么时候我才会长大？Oh... My lonely friend（啊，我那孤独的友人），快快回到我的身边。不管海角天涯，我和你一起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