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地看，我们可将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在1977年至1994年期间，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它以往的身份和身份感，尽管政府职能在那一期间正经历着关键性的转型。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政府和执政党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此相应的身份感的转化。
分别与上述两个时期相对应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工资侵蚀利润”与“利润侵蚀工资”。这两种统计显著的经济现象都不是稳态市场社会的正常现象，它们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尚未提出与这一特征相应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不过，那些仅仅满足于寻求经济学解释的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上述现象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让我们将工业部门想象为一家企业，根据教科书经济学，我们知道，当一家企业同时占据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地位时，那么，“假设其它条件不变”，与一家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内的企业相比，这家企业将获得最高的利润。
在教科书经济学里，“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往往掩盖着最重要的现实因素。例如，当中国企业表现出“工资侵蚀利润”这一趋势时，一方面，企业的主导者仍是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身份和身份感还没有发生本质性的转化，它仍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当中国企业表现出“利润侵蚀工资”这一趋势时，一方面，企业早已摆脱了政府的主导，从而政府的身份早已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从经济游戏的参与者转化为经济游戏的旁观者，另一方面，政府却仍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并且在这一身份幻觉的主导下，它不愿将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身份让渡出去，例如，让渡给工会、农会、或其它政党，它甚至不喜欢任何来自政府之外和执政党之外的批评，因为它们没有“资格”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难道梁漱溟有资格批评毛泽东忽略了农民利益吗？
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身份幻觉，怎么可能不发生经济政策（例如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立法（例如最近发布的“劳动合同法”）的人格分裂症呢？在这样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顺利发展呢？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目前发展阶段，政府和它的执政党应当清醒地知道，它不应继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正如它不应代表资产者的利益一样。你要搞“市场经济”吗？那就必须放弃你的身份幻觉，否则你的市场经济会走向混乱和失败。
放弃身份幻觉，于是意味着允许劳动的利益有独立于政府的政治代言人，否则就会有“利润侵蚀工资”。其实，利润之所以获得了侵蚀工资的权力，无非因为资本的利益获得了远比劳动的利益更强大的政治话语权。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让劳动的利益获得独立于政府的政治话语权。例如，通过“党政分离”——假如我们的党坚持要代表劳动的利益的话，或通过“自由工会”——假如我们的党愿意适应它已经改变了的身份，或通过允许民主党派有与执政党相互竞争的政治权利——假如这是更符合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的。
总之，问题发生了，而且问题必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