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要求政府职能不断地转型，于是要求执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身份与身份感，恰如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时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身份与身份感。倘若一个人发生了心理障碍，在他扮演新角色并由此获得新的身份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却不断返回到旧的身份感之中——这一错置的身份感被称为“幻觉”，那么，我们说他患了人格分裂症——也称为“多重人格”。类似地，倘若一个执政党患了多重人格症，那么，我们说它的主导思想和施政纲领是分裂的。
大约十年前，我们引述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仍以“资本”为主要特征，社会的全部体系就仍难以摆脱恩格斯所说的“资本和劳动”轴心关系，不论我们的政府怎样努力要摆脱这一关系。这里，最重要的是避免陷入身份幻觉。
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的调查报告显示，与上一次调查所得数据相比，劳动的收入与资本的收入相比，不仅处于相对贫困化过程中，而且处于绝对贫困化过程中。前者意味着劳动总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后者意味着生活于贫困水平以下的劳动者的数量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假如我们不仅关注统计数据而且关注劳动力所有者和资产所有者在以往三十年内各自获得的幸福感，那么，统计意义上劳动者相对贫困化将使劳动者因绝对贫困化所减少的幸福感进一步减少。
归根结底，难道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吗？难道任何试图维持自己的道德合法性的政府还可能为自己规定其它的什么职能吗？
实证地看，我们可将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在1977年至1994年期间，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它以往的身份和身份感，尽管政府职能在那一期间正经历着关键性的转型。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政府和执政党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此相应的身份感的转化。
分别与上述两个时期相对应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工资侵蚀利润”与“利润侵蚀工资”。这两种统计显著的经济现象都不是稳态市场社会的正常现象，它们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尚未提出与这一特征相应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不过，那些仅仅满足于寻求经济学解释的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上述现象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让我们将工业部门想象为一家企业，根据教科书经济学，我们知道，当一家企业同时占据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地位时，那么，“假设其它条件不变”，与一家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内的企业相比，这家企业将获得最高的利润。
在教科书经济学里，“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往往掩盖着最重要的现实因素。例如，当中国企业表现出“工资侵蚀利润”这一趋势时，一方面，企业的主导者仍是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身份和身份感还没有发生本质性的转化，它仍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当中国企业表现出“利润侵蚀工资”这一趋势时，一方面，企业早已摆脱了政府的主导，从而政府的身份早已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从经济游戏的参与者转化为经济游戏的旁观者，另一方面，政府却仍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并且在这一身份幻觉的主导下，它不愿将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身份让渡出去，例如，让渡给工会、农会、或其它政党，它甚至不喜欢任何来自政府之外和执政党之外的批评，因为它们没有“资格”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难道梁漱溟有资格批评毛泽东忽略了农民利益吗？
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身份幻觉，怎么可能不发生经济政策（例如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立法（例如最近发布的“劳动合同法”）的人格分裂症呢？在这样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顺利发展呢？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目前发展阶段，政府和它的执政党应当清醒地知道，它不应继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正如它不应代表资产者的利益一样。你要搞“市场经济”吗？那就必须放弃你的身份幻觉，否则你的市场经济会走向混乱和失败。
放弃身份幻觉，于是意味着允许劳动的利益有独立于政府的政治代言人，否则就会有“利润侵蚀工资”。其实，利润之所以获得了侵蚀工资的权力，无非因为资本的利益获得了远比劳动的利益更强大的政治话语权。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让劳动的利益获得独立于政府的政治话语权。例如，通过“党政分离”——假如我们的党坚持要代表劳动的利益的话，或通过“自由工会”——假如我们的党愿意适应它已经改变了的身份，或通过允许民主党派有与执政党相互竞争的政治权利——假如这是更符合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的。
总之，问题发生了，而且问题必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