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的”开采过程可能会使得环境和文化遗产更慢地耗竭。
西湖是对一切人开放的免费旅游资源——既是环境资源又是文化遗产资源，是一种公共财，它很可能已经陷入公共财悲剧——过于迅速地被耗竭。沿西湖的各类设施若租赁于私有企业则务求租期最长久，否则，如干部的任期制一样，租赁期内，私有企业将尽快开采西湖资源，不免仍是一场公共财悲剧。又若不租赁于私有企业——例如，最近杭州很可能实施“国有垄断”的西湖政策，那么，国有制度的西湖是否免于公共财悲剧，一方面取决于国有企业的首长任期制，另一方面，由于不可能有“首长世袭制”，关键在于掌握西湖资源开采权的首长们的历史责任感。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矿产和新鲜空气等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过程。就它的分析工具而言，其实就是一门被数学家称为“最优控制理论”的应用数学。
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资源”是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它不仅涵盖石油和森林这样的资源，而且应该涵盖“环境”与“文化”这样的资源。这就导致了一些不容易解决的资源经济学问题，至今，这些问题也没有被解决。我借着这样一篇随笔能够做的，也只是探讨这些未解决的资源经济学问题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其中，最近几年变得格外紧迫的，是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迅速耗竭。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能够提出的任何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是资源经济学。也就是说，在环境与文化问题上，经济学家们只能保持沉默。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不甘沉默，他们对大众发言，似乎他们懂得可用来分析环境与文化遗产问题的经济学。
理论总必须源自实践，而不能源自大众媒体的鼓噪。一位资源经济学家需要预先假设下列诸事：⑴给定的“资源”。如果是不可再生资源，那么他通常只分析单一的资源存量及其最优耗竭过程。如果是可再生资源，则需要设定资源在自然状态下的变化过程——通常以一组微分方程来描述。⑵给定的“偏好”。较早期的资源经济学家通常设定政策制订者的“政策偏好”。当代的资源经济学家则可设定某一公共选择机制从而可以产生某些政策偏好。⑶给定的“折现率”。任何存量的最优利用都涉及折现率的设定，否则数学家就帮不上忙。假如你求解你的一笔银行存款的最优利用过程，你必须预先设定你自己关于未来幸福感的折现率，然后在给定存量（即银行存款及其自然增长方式）和给定偏好的约束下求解“未来幸福流”折现值的最大化方程。
从实践的角度看，上列三件事都难以“给定”。首先，人类很难确切地知道自然资源的“存量”，即便如石油这样重要的矿产资源，人类耗费无数研究和勘探经费，所得信息也不过是“已探明储量”而不能是“储量”本身。其次，更难确切地知道的，是偏好和折现率。任何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时间，通常要比一代人能够生活的时间更长久。所以，最优开采过程所涉及的，是许多代人的“偏好”而不能是一代人的偏好。然而，我们怎能知道尚未出生的人口的偏好呢？在最简化的情况中，我们假设尚未出生的人口的基本价值观将与他们的父母代一样，以此类推，再简单化地假设未来人口关于他们的未来幸福的折现率与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样。最后，我们可以假设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未来幸福的折现率，大致而言，通过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能够由银行存款利率来刻画。
关于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一种可想象的分析方法，是将它们当作我们大家共有的银行存款。注意，是“共有”的，除非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统统被私有化了。
当一项资产是共有的时候，它的最优耗竭过程应当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最典型的公共选择机制是所谓“投票”机制。最简单的投票机制是由“每人一票”及“多数原则”定义的。既然是“典型”，就一定可以推广。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罗对我们解释过，对许多个人偏好的任何集结方式，哪怕是独裁的，都可以视为是一种投票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学理论，二者结合，让我们能够想象环境与文化遗产的非最优耗竭过程的特征。如果个人偏好的集结方式是独裁的，那么，一位对他自己的未来幸福负责任的独裁者可能更愿意以更低的速率耗竭已经是他的私有财产的环境与文化遗产。此处需要以“市场”为参照，否则，比何种速率“更低”？比谁“更愿意”？意义不明确。当个人偏好的集结方式是完全市场化的时候，可能导致“垄断的”和“竞争的”两种开采过程。前者倾向于更慢地耗竭那些可耗竭的资源。故而，环境与文化遗产，在垄断情形下比在竞争情形下，可能更慢地耗竭。究其原因，我们知道，在完全竞争情形下，可耗竭的资源变成了“公共财”从而陷入“公共财悲剧”。在垄断情形下，公共财部分地成了垄断者的私有财，从而得以接近最优的耗竭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