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民主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习惯于——而且我们应当如此——以演化的视角——而不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审查我们周围的世界，包括目前我们共同经历着的这场危机。在演化视角下，只要足够长期，我们就会看到，目前的这场危机，连同“安然”公司和“长期资本”案件这类先导性事件，恰好是战后出生的西方人在1960年代的社会反叛中已经充分表现的西方传统价值瓦解过程的一部分。它每一次都试图颠覆既有秩序——至于它是从金融部门还是从其它任何部门发动它的挑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宪法在内的西方社会既有秩序的价值假设，在战后的年代里迅速地“过时”了。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在新生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对社会构成原则的重新讨论。

　　目前的危机，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对基本价值的信任危机。如以往一百五十年西方思想家们不断指出的，它源自西方理性的固有缺陷和基于宗教情感的自律精神的衰微。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金融界的问题从而急于批评我们的金融家们丧失了良知，或者，在另一极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失败从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重建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就仍将停留在对市场的错误认识之内，从而只能等待从下一次危机中学习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令人遗憾地始终忽略了的关于市场、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绝不是如忽略了它们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掌握。因为，它们是实践的原理，它们根本不能简单地从教科书里习得，它们是通过使自己成为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而成为“原理”的。它们之所以被有些误导地称为“原理”，是因为没有其它更合适的语词可以概括它们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具有的重要性。

　　例如，所谓“市场”，它的本质仅仅在于“定价”。当然，与这一定价方式联系着的，是它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过，只要资源稀缺，我们就无法回避定价问题——不论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用其它方式。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其它方式定价可以引发远比市场定价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恰好在于，当政府试图阻止市场定价过程时，它立即丧失了为“有毒资产”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的能力。又例如所谓“社会”，它的定义应当是：从一群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分享着某些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个体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来的，它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预期的。所谓“社会演化的复杂性”，是指社会变迁的路径既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又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惟其如此，如下述，“民主”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之一。

　　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总必须与当时当地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相适应，并因此而在政治领袖们那里获得适当的表达——可以是“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名称是否真确地概括了特定历史情境内人们所欲求的“市场”、“社会”与“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这些名称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之间是否保持了合适的竞争关系。后者被称为“政治”过程，也被称为“基于自由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 by free discussion）。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鼓吹的“第三道路”，是试图整体设计上述的基于自由讨论的社会治理，那么我们相信，他鼓吹的其实是乌托邦。虽然，我们同意作者的看法，我们应同时拒绝“极左的”和“极右的”，或任何激进主义的极端态度。因为，人类社会及其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因为人类的激进态度而变得健康起来。与此相反，社会健康的标志，往往在于人们，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庸之道”。这样的政治智慧，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黄金中庸”。

　　中庸，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警惕任何政治纲领所表达的过分自信（可称为“理性的狂妄”）。在各种政治纲领当中，我们最应警惕的，是那些不仅过分自信而且以实施纲领的名义要求我们放弃已有的自由——包括“市场”、“社会”、“民主”，以及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其它方面。

　　世界复杂，社会问题复杂，社会危机问题复杂，故而我们只应相信“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尽管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一过程是否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一样，是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的前提。对言论自由的否定，犹如社会拒绝知道关于致命打击的消息一样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和生命。由于前途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应当格外鼓励带给我们“致命消息”的行为，并且格外警惕“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如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也迫切地需要一个基于自由讨论的政治过程。否则，重大社会问题的求解，便希望渺茫。

　　不论如何，与文过饰非相比，那些直截了当承认本土社会危机的政治家们，更值得我们尊重。与空洞的政治口号相比，那些能够唤醒广泛的危机意识的政治口号，更值得我们尊重。与无法实施的纲领相比，那些沿着大致正确的演化路径配置资源并切实解决问题的纲领，更值得我们尊重。


  

陆克文（Kevin Rudd）/文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
　　这并非历史首次。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为了应对当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将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恰当地平衡。一条主线就是：依靠国家机构重建规范的市场和重新拉动国内、国际需求。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不仅是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的生产力提供最好保障这一理念，同时保证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和提供者，政府按照公正原则补偿市场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社会民主政体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其具备平衡私有和公有、利润和工资、市场和国家的能力。
　　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

——新自由主义败因
　　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在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进行坦诚的分析。我们还要深入分析如何以社会民主的方法恰当管理市场，以及国家如何在制定未来政策中发挥正确作用，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政府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将上述分析与坚定地寻求全球合作相结合。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而这些说法又以“效率市场假说”为基础。这一假说中最强硬的一派认为：金融市场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融合了各种信息，因此可以反映出对资产价格的最佳评估。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而且价格又完全有根据，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资产价格会产生泡沫。如若发生，市场会自行修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介入。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有效性出现偏差都应归结为外部原因。泡沫和其他问题的产生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完善”导致的，而非市场自身原因。这一理论支持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
　　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们将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的社会团结概念，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
　　但是，由于目前的危机，现在是宣告过去30年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失败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这次新自由主义的挫败，使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基础性地位。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家显然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来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一系统规则的最终责任。
　　社会民主主义者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政治语汇中流行起来，而很久以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认为，他们推出了处于中间道路的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和提供者。而且，由竞争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来保证的透明和竞争中立至关重要。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信念之上，而不是完全实用主义的论证，就像衡量某项教育投资是否值得，不是看其能否提高生产力。
　　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强调，投机泡沫和破产存在带来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金融管理措施必须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的中间人，同时，又不会成为系统不稳定的来源。这就需要有更加审慎的监管措施，而不仅仅是确保这些金融机构在正常经济状况下，遵循那些为保护它们免遭破产而设立的标准。必须约束整个金融行业可能增加系统风险的行为，如无止境地扩大衍生产品市场。这次危机还表明，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对个人的风险行为水平有很大影响。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它永远优先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别机会。

——全球协作
　　面对当前危机，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全球金融系统不但没有通过将风险分散到全世界以避免危机，反而把危机强化了。由此产生了三个应对的基本原则：首先，国家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管理；其次，现有的全球金融交易量竟能够击溃大部分单个经济体，这一点足以说明全球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管理；再次，实现这两个层面的有效管理，只能通过各个政府的团结协作。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要通过20国集团会议以协调各个政府的行动：为全球金融系统迅速提供流动性；协调必要的财政刺激措施，应对全球衰退所产生的增长缺口；重新制定未来的全球管理条约，包括新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现有的全球公共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它们在21世纪中所必需的权力和资源。
　　各个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资本流入全球经济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监管管理层薪酬。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如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类多边机构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应在这些组织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中还有另一个作用。世界银行的干预、发展双边官方援助，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继续实施，都是应对危机影响的关键因素，否则，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将被危机推回贫困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是出于本性还是传统，都倾向于推动这些进程。但是，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预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这一行动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挑战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以防止极左或极右的极端反应占据优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完美完成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赌注太高，包括长期失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贫困再次将魔爪伸向发展中世界，以及对现有国际政治与战略秩序的长期力量结构的影响。
　　我们必须成功，因为现在有无数人信赖我们，寄望我们成功。■
　　作者为澳大利亚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