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深蒂固有一种所谓不患贫患不均的思想。靠平均主义是不可能有和谐社会的；
·目前情况来讲，政府支出增加没有缓解中国贫困的状况，平均起来发现一个结论，这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占GDP的比例越高，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反倒越大；
·人们有关收入分配公平与否观念的本身决定了收入的分配。
·经济学家有一个结论，最有利于创新的结构是什么？寡头竞争。一个行业不能只有一家，要有三五家竞争非常激烈，创新是最快的。
在2006年2月11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六届年会上，张维迎教授做了精彩演讲。网易商业报道从黑龙江亚布力现场发回报道，以下为演讲全文。
今天讲和谐社会是一个普遍共识的目标，我们想一下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建立和谐社会，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时代一直到孔子儒家学说，他要干什么？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当然还有像法家、道家都是想建立和谐社会，只是利用手段不一样。
今天和谐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词，但是就我理解不同人的心目中和谐的概念是不一样。我大致归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和谐观，另外一种是基于发展的和谐观。
平均主义的和谐观实际在前年、去年到现在是非常有市场的，中间存在很多问题，注重了经济成长，注重了发展导致的，根深蒂固有一种所谓不患贫患不均的思想。靠平均主义是不可能有和谐社会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文化没有贫富就是和谐社会了。邓小平的和谐观就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不是说邓小平不想建立和谐社会，而是邓小平知道究竟怎么使中国变成真正的和谐社会。
张维迎说，我给大家提供几个统计图表，以31各省市自治区划分的，横坐标代表各省市自治区的GDP水平，纵坐标表示吉尼系数，每个点代表的每一个省，上海的GDP最高，但是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比较小。中国31各省市自治区当中，人均GDP收入越高的地区平均起来，它的吉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相对越小。
横坐标代表各地区的人均GDP增长指数，以1978年为例，纵坐标代表吉尼系数。过去25年里面，到2003年为止，数字越高的地方，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小。不同年份的计算有很大的差距，2000年计算黑龙江人均收入差距比较小，但是按照2001来计算差距就比较大。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或者现在中国吉尼系数、收入差距变大了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导致的。横坐标代表不同省市自治区城镇就业人口当中国有部门占的比例，而纵坐标仍然是吉尼系数，平均起来一个地方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口越多，这个地方的吉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各地区GDP的收入水平与人均预期寿命，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当中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人均寿命越长。有一部分人认为要减少中国的贫困问题、分配收入差距问题，重要的是增加政府支出。目前情况来讲，政府的增加没有缓解中国贫困的状况，纵坐标代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平均起来发现一个结论，这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占GDP的比例越高，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反倒越大。我不是反对政府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现在为止政府支持比例的提升并不是我们解决贫困问题、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
通过这几张图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结论，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只能通过发展，而且必须通过大量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私人企业才能达到。但是政府的政策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发展，我们不可能和谐。我们现在政府必须再次强调邓小平二几年前讲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很遗憾现在这句话已经被回避掉了，政府也不愿讲了，媒体也不讲了，对八九十年代中央制订的重要决策都表示怀疑。只有发展才有和谐。
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不再是过去十几二十年前了，如果不能真正下工夫在技术研发方面做出一些大的动作来，未来中国的经济成长我们不能太乐观，仅仅靠引进外资，仅仅靠模仿别人是不可能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过去二十五六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配置效率提升的增长，由于中国的资源价格、要素价格非常低，导致了我们产生资源耗竭型增长。
现在到了一个时代，从资源耗竭型增长到资源节约型增长，从过去简单发挥优势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转到了要创造优势。我要提出几句话，从体制创新转到技术创新，我不是说体制创新不重要，过去的增长来自体制创新，未来从体制上仍然有好多问题解决，体制创新仍然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是体制创新只是给我们的全球竞争当中提供了一个资格证、入场券，不决定我们的胜负，因为再走下去我们的体制也不如发达国家的体制更为有效率更好。技术创新是未来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
我们要从政府主导的创新转向企业主导的创新。在中国过去好多科研费用的支配都是由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控制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来自于技术，而技术的创新主要来自产业界。美国RD研发费用的来源，2003年63％来自工业界，来自政府的只有30％，另外还有来自其它的一些机构。下面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从事研发的部门资金来源不太完全一样，68％来自产业界，其它还有大学、非盈利机构、政府也是一部分，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只占9％的研发费用。
我们要从模仿性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陈东升董事长说模仿就是创新，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模仿只是创新的一个初级阶段，尤其会模仿的人比会创新的人要多得多，你可以模仿别人也可以模仿，所以你不可能有真正的竞争力。过去25年我们好多产业就是通过模仿人家来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慢慢没有了，因为原来人家在国外你在国内，你模仿过来你就是老大，现在是全球化了，人家已经来到中国了，你再模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要从由企业家个人化的创新转向公司化的创新。市场经济当中创新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公司行为。再进一步讲不是偶然事件，创新不是一部分聪明人突然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就推出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常规化的工作，你的企业、你的决策里面这就是一部分。
中国的经济成长与创新还是很有关系的，下面一张图横坐标表示某一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GDP当中占的比例，纵坐标代表省市自治区的专利占全国总的专利比例。GDP比例越高的地方，专利的申请比例也越高。广东的GDP占全国的比重最高，广东申请的专利占全国专利的20％。浙江的专利比例是11％左右，在全国也是非常高的。相当遗憾，北京聚集了那么多的科技人员，但是北京的专利比例只有5％点几。
一个国家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这是OECD的统计数据，全世界最高的日本占3％以上，其次是美国大概在2.6％，再其次是德国，再下面是英国，下面是俄罗斯。中国过去RD费用占GDP的1％以下，2000年之后超过1％，现在大概是1.2％几，跟俄罗斯已经接近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讯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点，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国在RD上的支出是没有的十五分之一，这个差距在未来发展当中可能会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
年销售额在五百万以上的企业，企业的年龄来看，一个指标是广告费，另外一个指标是研发费。从图形来看，年龄在25年以下的企业，它们在广告费上的支出远大于在研发费用上的支出，研发费用平均起来在0.2％以下。年龄稍大的企业超过30岁的企业，有一部分研发费用超过广告费用，但是研发费用也没有超过0.3％。全国五百强企业的平均研发费用只占1.07％。
按照企业规模来划分，所有规模的企业平均起来研发费用都低于广告费用。我不是反对企业做管道，管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平均起来研发费用低于广告费用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反映了中国企业重视短期见效的投资，长期见效的投资不太重视。我做广告当年就可以见效，我要是研发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之后才能见效，企业不重视，政府也不重视。
以医药行业来说，广告费也是远远高于研发费用，但是广告费超过1％，不论这个企业的年龄多大都超过1％，最高是2.2％。我们的研发费用没有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企业平均起来超过1％，美国制药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是10.5％。计算机通信行业，美国在这个行业研发费用占到GDP的比例是13％，而中国即使最老的企业也只有1.2％，平均起来在1％以下。在计算机行业里面广告费的支出还是远小于研发费用的支出，虽然有一些行业特征。
黑龙江东三省无论在广告费还是研发费都在全国的后面，横坐标代表年代，从90年到2003年，纵坐标红线代表全国申请专利当中个人申请的比例，蓝线代表公司申请专利的比例。大致来讲，2003年公司申请专利的比例占总比例的33％，而个人申请的比例占60％，另外还有其它科研机构、大学申请。到1957年的时候，美国专利申请当中公司申请的专利比例已经超过60％，之后在60％到70％之间徘徊。公司申请在增加，但是2000年之后三年比例没有变化。现在的创新一定是公司化的常规性的行为，我们国家现在可以说创新是个人行为，聪明的人搞一个设计搞一个发明然后去申请专利，而不是公司化的常规性的行为。如果不能对调过来的话，中国的企业未来要有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非常难。授予的专利当中各自占的比例，公司所占的比例也就是34％左右。
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不再是过去十几二十年前了，如果不能真正下工夫在技术研发方面做出一些大的动作来，未来中国的经济成长我们不能太乐观，有好多的先例可供我们参考，仅仅靠引进外资，仅仅靠模仿别人是不可能维持我们的高速增长。
一个民族要变成创新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民必须要有自由的思维方式，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一点。我们不是告诉你创新你就会创新，我们的小孩子从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都告诉他们什么是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孩子们大了能有很好的创新。同样我们就是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再创新也不可能超越你形成的固定的思维方式。从政府来讲，从整个社会来讲，能够自由地思考问题，自由地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必须彻底或者说改变中小学大学所有的教育方式，如果我们不改变基础教育的方式，我们要变成一个创新的民族我不是那么乐观。大家不要想着创新只是现在的研发投入问题，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第二个强调一点，一个民族要有创新，这个社会必须形成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对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的认同，如果一个社会对企业家不尊重，如果一个社会企业家的才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我们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2005年美国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世界上好多国家发现人们的观念，人们有关收入分配公平与否观念的本身决定了收入的分配。你相信现在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努力、才能、选择造成，还是由于外部的运气、腐败或者关系造成的？不同国家的回答不一样。美国65％的人说由于个人的才能、贡献等等造成的。而欧洲一些国家60％的人回答由于关系、腐败、运气造成的。如果你认为是运气造成的，你认为是关系造成的，它就是关系造成的，你认为是才能、努力造成的就是才能努力造成的。当我们发现田溯宁的收入高，我们说这家伙肯定腐败，这家伙肯定是运气好或者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最后给他赋予非常高的税，税高了之后，企业家干吗要花那么大的努力去创新呢？他会采取其它措施获得收入，结果最后发现田溯宁之所以收入高就是由于他运气好或者有关系。美国大部分人认为你的收入差距是来自于你的努力、你的能力，这样的话税相对低，企业家精神可以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发现美国的收入差距是大，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大不是由于其它原因，而是由于人们的能力不一样，由于人们的努力程度不一样。这一点对政府的分配政策很重要，如果现在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都是关系造成的，都是腐败造成的，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努力创造财富会去创新。没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个社会不可能和谐。
一个社会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要使它变得和谐不可能，要创新也不可能。最新一项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发表的研究，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专利不仅影响创新的速度，而且影响创新的方向。当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不能在法律上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人们就把资源和精力花在有替代性保护手段的领域。现在中国做饭馆比做软件要赚钱多得多，我有一个学生投资一个饭馆，我说你投资多少？光装修八千万。几年收回来？两年半就收回来了。做软件公司能赚到八千万就谢天谢地了。
美国人有更好的保护自己产权的办法，中国最好的工程师都被美国的企业拿走，这时候我们看多知识产权不能有效保护损害不是美国的企业，而是中国的企业。一个工程师去微软一年可以创造一百万的价值，微软给他50万的工资。同样的人到中国的企业，他连20万的价值都创造不了，创造20万全给他，他也比不过在微软拿50万，他为什么要呆在中国的企业呢？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关系到民族企业特别是民族高科技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个社会企业不能自由竞争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如果中国的汽车工业二十年前就放开允许民主自有私人资金进入的话，中国企业的创新程度要比现在发达得多。为什么中国在家电行业创新相对多了？因为很早就放开了，自由进入、自由竞争，这是我们企业创新非常重要的动力。另外还有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现在中国企业的集中度太低，发达国家大部分行业前四家公司占到产值都在30％以上，我们中国前四家、前八家都不会超过10％，甚至5％都不到。在这么多小的企业占据产业的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创新的，小的企业没有财力，没有资金可以用于创新。经济学家有一个结论，最有利于创新的结构是什么？寡头竞争。一个行业不能只有一家，要有三五家竞争非常激烈，创新是最快的。
张维迎说，创新的企业文化、制度安排和人力资源结构，这是微观层面。现在很多股票市场的监管制度非常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在座的有很多上市公司，现在上市公司监管越来越短期化。一个公司三个月上市不好就披露一次财务报表，蒸馒头的话一分钟就就揭开锅看一看馒头还在不在，那这个馒头是蒸不熟的。我们的监管部门三个月就看一次财务报表，使得很多企业为了应付财务报表很难有竞争力。
只有持续的经济发展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只有常规化、公司化的创新，我们才能为之可持续发展。从IBM、GE、日立、佳能，这些公司来看，1968年到1984年申报的专利每年都是几百项，有一定的波动，大公司创新不是偶然的行为，一定是很好的计划行为，大公司每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专利申请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国企业家也不能太着急，我们毕竟刚刚开始，我们要不断地积累，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创新是持续的演变过程。
最后用老家的一句话告诫大家“枣树三年不算死，桃树四年不算活”，希望中国的企业都变成枣树，像爱立信前几年很困难，为什么人家又活得很好了，人家是枣树根扎得很深。桃树就一个子点进去种出来，枣树不是种出来的，枣树是用根铺出来的。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像枣树一样，而不是像桃树活了几年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