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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会怎样


 

  国企、国资改革是一个很难的课题。难在什么地方呢?地域范围这么大、行业领域这 
 
 
  
 
 
么多,组织形态千差万别,最终的“法人”却只有一个,或者叫“全民所有”,或者叫“国家所有”。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差异?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解放后没收了一部分私人企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有资产;还有就是历年国家投资生成的新国企。不同方式形成的国企,都有自己的历史生命——虽然都叫国企,但差异很大。

  造成差异很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选择了市场经济,国企在进入市场以后就形成了分化,这是我最为关注的差异。

  国企为什么会出现差异?

  中国改革和俄罗斯不一样。后者试图通过一个理想的、规范的方案,先把国企改了,改出一个市场,中国不是这样一个改法。俄罗斯其它方面和中国各有长短,但开放上落后很多。中国是先开放,让外资进来,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在一个市场平台上竞争。国企在被推入市场以后首先面临产品竞争:不要谈国企历史怎么长,包袱怎么重——一根漏油的圆珠笔放到不漏油的圆珠笔中就卖不出去,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国企改革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产品市场竞争。产品市场开放以后,又立刻面临要素市场开放,就是“工人怎么来、技术怎么来、土地怎么来、资本怎么来”。中国改革这些年把国企放进市场,放进去以后分化得非常厉害。分化的一个原因是垄断——这种垄断并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行政性垄断,比如在战略性行业、基础设施、石油电力行业等等。这也不在我们的谈论范畴。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没有竞争限制的市场。在这里,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一打开之后很多东西就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我们叫做“企业家人力资本”要素。面对产品竞争,企业家得先做决定,雇什么人,将来生产什么东西,这是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源最重要的一点。在眼光和判断力上,人与人的差别是很大的。从政治的角度考察,很多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合格”的厂长经理,但是企业家看市场的眼光,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下,差异极大。所以,国有企业被推进市场以后,有的企业上来了,有的企业下来了(当然因为历史包袱的存在,有的企业也会亏的)。

  市场竞争导致一些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升值,但这种升值在历史上是没有定价的,因为大家都是组织任命的——为什么给他的待遇这么高?为什么给他股权?很难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有一种变化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就是国企“控制权”的变化。为什么当年要提“厂长经理的自主权”?因为,只要是打市场仗,这个控制权就必然要从行政官员手里转到有市场眼光的企业家手里。企业家做了判断以后,就要执行其意图。国企在做,私企在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企业家都在做这件事。这个过程就像战争年代挑将军一样。战争年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腐败?因为选出的将军必须是能挑大梁的。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去北大当校长,当然要有资历、声望,但是也要有筹资能力,否则这个校长就可能当不下去。市场竞争在客观上要求国企的“控制权”或者说“决定权”要发生转移,转到有能力“打仗”的企业家那里。

  承认企业家价值,为什么要用股权形式?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把“决定权”转移下去了,麻烦也就出来了:用什么制度让企业家好好运用这个权利?因为对于国有企业,不论说资源是全民的也罢,还是说产权是国家的也罢,反正最终的所有者是非常虚的。我们可以说所有者缺位不是准确的概念,但至少真正的主人没法履行职责。国企改革于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控制权不充分放,就没法“打仗”;充分放,国家就难以控制。放眼世界,无论国外企业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晋商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让掌勺的人怎样掌好勺?当然有些人是把“控制权”转化为一部分“灰色收益”,但也有很多人愿意在阳光下做事,愿意有一个合法的权益。第一是股权。股权是一种对将来的剩余利润索取的权利——不看好公司的话不会要股权;第二是有合法保障的支配权利,比如投资的权利。我们现在有些“江湖郎中”认为,干好了多发奖金就行了。多发钱是现金激励,而现金对于大权在手的企业家,其约束力一般是无效的。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所有权分配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看看海尔、联想、TCL,是否国有资产当初放在那里就可以自然增长起来?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对资产的增加作出了贡献,但过去的法律政策、意识形态又不承认这个贡献,于是就产生了矛盾。那么,要不要承认它?我的看法是,你可以不承认企业家的判断、管理、决策是一个重要的资产,可以不开价,或者开价的时候不服从市场经济的规律,甚至把它算做他们对党的贡献。但是对于大权在手的企业家,如果是这样的机制和信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句话,他会自己给自己打算盘——当然觉悟很高的企业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因为人是有生命周期的,现在能干,不等于永远能干,人是要老的,是会有变化的。绝大多数人会跟我差不多,根据游戏规则决定行为。对于以张瑞敏、柳传志、李东生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在历史上做的贡献政府如果不认账,如果他们知道和党政干部一样到了60岁就要退下去,他们肯定会做事先“准备”。国企出现那么多问题,是怎样出现问题的呢?

  当然怎样“认账”是个很难的课题。为什么呢?因为资产已经形成了,大家事先也没有约定,倒过去找贡献怎么找?所有资产,客观地看都是合作的结果:工人有贡献,出资人有贡献,管理者有贡献,市场约束也有贡献。但是同样20万放进去,联想创造出多少资产?有的国有企业亏了多少资产?不公正也没有关系,人们的行为会有变化,企业家的行为会有变化,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承认企业家的贡献,为什么要用股权这种形式?为什么现金不行?在已经开放的市场,大家都可以做,五年、十年、二十年,看谁能把公司做大做强。剔除掉偶然因素,如果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企业越做越好,我们就会发现,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产,这种资产跟机关干部不一样,跟普通工人不一样——不是因为你干得多就挣得多。所以,国企改革搞来搞去要搞股份制。股权是一种合约,这种合约不是当时套现,这种合约是要和公司长远经营联系在一起;在资本层面上,把大权在握的经理人和没有能力管公司的出资人联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东方都是一样的。像历史上的山西钱庄,出钱的人叫“东家”,东家没有能力管就请一个掌柜,怎样让掌柜好好管?首先就给他“身股”,身股以后是“替身股”。

  国有企业名义上是一家,但差异很大,我们必须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现在社会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导致的差异还不大想认账,不认账,市场经济这条路很难走下去。

  讲到理论话题,就是物质资本一定要和人力资本结合。原来人们讲“两权分离”,其实没有什么两权分离,是权和权的合约。出资人是一个“权”,身上有才能的人是另外一个“权”,这两个权在市场竞争当中达成一个“约”,这个“约”的合适形式就是:哪部分付工资,哪部分给股权,哪部分股权是企业领导人离开以后,审计以后才能卖。这些约定都是市场当中“斗”出来的。

  国企改革没法“全国一盘棋”

  为什么TCL的制度被很多人看好呢?因为它很早就面向将来订立了一个合约,根据资产增值情况给企业领导人多少股权,给管理层多少股权。但是TCL的办法是否适用于现在所有的国有企业呢?显然也不现实。

  我曾经讲过,不可能由理论家找出一个“通用”的公式来解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贡献问题。因为企业处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海尔的问题拿到青岛讨论,就容易讨论清楚;找一个从来没有去过青岛的人,不知道海尔80年代初的状况,就很难公平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有人喊出国企产权改革要经过讨论,没经过讨论就不能动。那么,我要问:海尔当年亏损的时候,“主人”在哪里?所以,复杂的问题要分解开,古代的办法叫“庖丁解牛”。联想改得也很早,但现在柳传志个人股份和李东生相比差很多,你说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我有一个意见,就是“国企改革不要刮风”。对于国企改革所面临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定价问题,一要分开解决,二要在实践当中解决。企业各有各的“生命”,要针对不同的“生命”寻找解决方案,要让企业家、工人,过去在这个公司干过的当事人在一起去寻找解决方案。为什么去年有人“炮轰”张瑞敏时我要出来说话呢?海尔20年,张瑞敏从头干到底,像这样的“公案”如果都不能解决,其它大量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更难解决了。有些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可能是高难度的,但是要相信市场会逼着大家去解决。

  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理论基础错得一塌糊涂。资产定价不是看历史,而是看将来。一棵树值多少钱,不是看给它浇了多少水,而是看它能结多少果。我们不要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就是一个价,市场当中有无数不同的价格。中央的国企怎么办、深圳的国企怎么办?不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案,要允许各地实践,然后在实践当中交流。我相信中国人不蠢,中国人在市场环境逼迫下,在约束条件下的互相学习中,就会想出办法来。当然,监督机构、社会舆论一定的关注,我也赞同,但不要搞成“全国一盘棋”,因为每家的历史情况都不一样。

  其次,我非常强调合作气氛,国企改革需要这种气氛。前一阶段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社会搞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好像现在还要搞。市场经济需要合作,工人有贡献,中层管理者有贡献,企业家有贡献,地方政府有贡献,资产是在合作中形成的,就要在合作当中去界定。好的商人需要有合作意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根据作者在“2005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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