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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众人之事


  
 
不少经济问题都有政治含义。这里的 “政治”,用的是孙中山的定义 ——众人之事。经济当然是众人之事,不过,只有当众人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经济事务的政治含义才足以变成“问题 ”。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愈高,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就愈严重。

举个实例吧。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的广东省率先开放,广东人民也率先富裕。富起来的人民,购买力就比别地方的人民强。与广东比邻而居的江西农民,当然欢迎出价高的广东人来收购自己生产的大米和生猪。这样,问题来了:江西的大米生猪源源不断卖给广东,江西城市的供应怎么办?要江西的城里人竞争出价吗?他们出不起,因为江西尚未开放,城里人的工资比不过广东人。

出不起价,江西人民难道就不吃米不吃肉?当然没有这回事。江西人民不能竞价,但他们可以找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当然管不了广东的需求,但可以管江西农民的供给。于是政府下达指令,封锁粤戆边界,江西农民在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之前,不准把大米生猪卖给广东。


大多数农民听从政府指令。也有一些 “老表”比较调皮,不听这一套。摆明卖给广东人可得高价,为什么一定低价卖给省内?江西人固然爱江西,但是票子问题又岂是儿戏?因此,封锁与反封锁之间,发生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最严重时刻,执法者甚至鸣枪告急。

这就是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起源于众人——广东人、江西城里人以及江西乡下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广东人出高价收购大米生猪,江西乡下人高兴,但江西城里人难受;江西省政府下令封锁边界,江西城里人收益,但广东人和江西乡下人都受损。众人利益差别很大时,连大米生猪都有严重的政治含义。

怎样处理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呢?中国的经验里有两套办法。一套是计划经济。就是把众人的收入搞得比较平均,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在城市凭粮本、肉票分配农副产品。早年世界银行的专家来华考察,作过一个概括 ——中国人公平地分配了贫困。是的,用行政手段可以抑止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代价是不能刺激生产,从而市场的商品永远短缺。

另外一套做法就是逐步开放市场。收入差距使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政府当然要面对。在转型时期,适当的权宜之计,包括价格管制、市场封锁、票证分配,但用无妨。不过一定要给市场留下空间,特别要使高端的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力量。当供给增加到可以满足各层次需求时,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就淡化了。于是,商品回归市场,经济问题回归经济。

是的,当年的大米生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其他各项,包括蔬菜、水产、牛奶、烟糖酒茶、棉花、布料乃至种种日用品,也都是这样解决的。人民的生活由此富裕了起来、自由了起来。谓予不信,我们再到粤赣边界考察,看看尚有愚蠢的“封锁线” 否?

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不会全部消失。时势变化,在旧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近来居民关注、市场紧张的政府房地产调控,不知读者怎样分析,我看其中的政治含义很强。比起当年的大米生猪问题,今天我国的居民收入差别更大,跨城乡、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需求流动性更强,而限制住房供给增长的条件也更苛刻。这些都使今天的住房经济,不能不具有更强的政治含义。

类似且有关联的,是“宏观调控 ”、农地转用、税制改革、股市发展、金融开放、垄断行业、以及教育、医疗和文化的发展,有哪一个经济问题不是带有政治含义?挑战在于,处理这类问题的历史经验,面对新的约束条件时,还管用吗?

这就是本专栏感兴趣的话题。两位作者 ——兆丰和我——希望读者也来关心这些话题。要预先说明的是,我们不打算把经济政治放到一口大锅里来 “煮”。我们的取向是,努力用学来的知识传统,把复杂的问题分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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