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政策要靠前

 　　中国最近经济面临困难有四点原因。一是2004年以来,由于外需旺盛,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抑制内需的宏观调控措施。二是美国和欧洲的次债和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给中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三是前几年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给一部分企业和家庭带来财务压力和心理适应问题。四是宏观调控还不能做到完全采用经济手段,还有很多价格管制和产业管制,影响到经济调整的灵活性。

 　　对于美国面临的次债和金融危机,华尔街、监管缺失、贪婪等都起到一定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没有谨慎对待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费雪教授1991年指出“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美元从金本位逐步过渡到“不可兑现货币”,为此埋下一个大的祸根。从长期看美国没有抵抗住多发货币的诱惑。从这个角度看其他国家实行盯住或“固定汇率”会遭遇麻烦。美国经济实行的是高消费、低储蓄、低利率、双赤字、大量发债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则形成顺差扩大、积攒外汇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增长模式。

 　　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首先是本币低估造成过热的出口部门。广东出口占GDP的91%,进出口占GDP比例约162%,外向依存度过高,是对相对价格信号做出的反应。相对价格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控制住的只是名义汇率,不是实际汇率。大量顺差进入中国形成基础货币,导致资产价格上升,进一步引起CPI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外需起来,内需又旺盛,最后就引起政治反应,出现一次次宏观调控。问题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

　　对于目前的困难,不是仅靠货币政策就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缩方面有作用,但对于启动经济增长不会有那么大作用。尤其从长远看,中国央行无法像美联储那样把货币发到全世界。靠央行松货币不可能振兴美欧市场需求,另外国内生产与投资的逐渐走弱也不是“货币”这一个因素决定的,因而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应对外需内需双走弱的局面。

　　针对目前困难局面,我们要争取独善其身,主动转变自己的增长模式,改变经济流程,从外向转到“外向、向内并举”。各项应对政策中,体制政策要靠前。首先要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作用。第二是减税,减税同时要减少支出,是否发债可以进一步研究。第三扩大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改革,中国这么高储蓄而投资不旺,与很多高回报领域开放度不够有很大关系。第四是清理近几年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要做一个系统和清醒的评估,该坚持的坚持,该放松的放松。第五这几年一直控制“土根”,现在需要反向操作扩大供地,在缩小征地范围同时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城乡建设为主轴推进内向产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