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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中国应该做什么?

  ◆“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

  ◆中国企业家不是生下来就赌咒发誓,一定要做出口生意的。高度外向,那是对相对价格信号———主要是汇率———反应的结果

  ◆经济的一个问题是不用比较灵便的刹车,而是看车跑得太快就在路上到处挖沟

  ◆经济形势好,改革常常就是喊口号,非到不好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比较实质性的改革,过去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

  今天来参加经济形势讨论的人数前所未有地多,说明经济真的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困难是一起来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为给过旺的外需“让路”,近年对国内生产与投资活动,不得不执行抑制性的调控措施,这些措施累计起来逐渐发生了作用;第二,高度的外向依赖遇到了重大转折———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市场信心和实体经济,需求收缩,连带影响到中国出口增长的下降;第三,这几年国内在出现通货膨胀之前,先有一个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然后市值暴跌,使相当一批家庭和企业,在资产账上损手损脚,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和心理调适;最近一些公司濒临关门倒闭,并不仅仅是订单萎缩,还要加上成本压力与资产市场受到的重创,所以困难是复合的。

  最后就是转型经济中尚存的价格管制和产业管制,使经济调整不那么灵敏。祸起货币

  如何看待这些复合的困难?

  外需突然下去了,与美国的经济变化有关。那就先看美国。

  美国基本面很有特点。这一段媒体集中报道,金融衍生品的神奇链条怎样把次贷危机传播到了全球。不过,无论次贷还是金融衍生品,都是形式变换。在内容上,我们还要问,美国究竟哪来那么多钱的呢?你看美联储的基准利率1999年还是8%,现在降到了差不多1%———美国是用基准利率控制货币量的———基准利率这样低,这些年可真的是钱淹美国了。不过,那天量的

  钱可不是来自美国的储蓄。美国人的储蓄很少,除了社保、保险方面的一些积累,美国家庭储蓄率非常低;美国政府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债台高筑,在此次大手救市之前,美国财政赤字就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要占到他们GDP的60%;美国公司也是大量负债,最近倒闭的大名鼎鼎的机构,个个都是高负债。加到一起,美国整体债务达到GDP的350%,其中大部分(60%)是从其他国家借来的。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过那样一种高消费、低储蓄、高负债的生活呢?怎么看,这也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分不开的。那的确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人印钱,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家庭、公司、政府都乐于持有,特别是以美国债的形式来持有。多年前美国一位副财长说了一句令很多人感到无奈的话,“ourmoney,yourproblem(我们的钱,你们的麻烦)”,夸张地反映了美元的独特地位。人们当然可以批评这是美国的霸权,更可以接受流行指控,说那是美国佬的阴谋。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就正式脱离了金本位的美元,为什么仍然维持了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我想我们不妨考虑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相比于更多其他国家更滥的货币,法定不可兑换的美元还是比较“硬”。从长期看,总是良币驱逐劣币,尽管这里的良币仅仅是相对“良”而已。

  不过,新世纪前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元不但没有变得更“硬”,反而像上世纪60年代越战后的情况类似趋向疲软。全球化使得更多的经济体持有更多的美元,而对美国来说,既然大手降息也没有引起美国国内明显的通胀,那么迫于一次次的短期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又何乐不为呢?

  问题是,在全球化的环境里,“别人的麻烦”积累起来也会变成美国的麻烦———那么容易就借回来的钱,是美国次贷和金融危机的“内容”,也真把美国的金融业给淹了。后面的一连串故事,讲到底是钱涌美国、钱淹美国的结果。现在不少人认为次贷危机祸起市场、祸起华尔街、祸起贪婪。不妨听听另外一个看法:祸起货币。费雪在1911年说过,“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这是至理名言,对美国也不例外。无可持续的循环

  从美国以外看,今天很多国家已成为堂堂美国的债权国。不论别人,中国能借给美国的钱,可是一块一块美元挣回来的。主要就是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国制造”越来越旺。作为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没有改革开放,根本无从想象。问题是,当贸易顺差增长过快、中国外汇储备积累过多的时候,成就本身也构成了严峻挑战。

  对内看,源源不断的顺差进入中国,迫使央行被动放出基础货币,国内货币形势就走高了。这几年这个热、那个热的,讲到底都是因为货币热。2007年中,过量的货币终于从地产热、股市疯狂冲进了CPI,这新一轮通胀可不是从天上来的。历史经验说,通胀起来的时候,非及时治理不可。这就是去年年底从紧货币政策的由来。其实,沿海地带制造业的成本急升,在2004年后就出现了。过去订单好,还可以容忍。一旦订单骤降,水落石出,出口行当就度日艰难。弗里德曼的名言,讲通胀是

  一种货币现象。现在看,资产价格狂涨狂落也是货币现象。只不过今日中国之货币过多,不是因为传统性的财政需要导致的货币超经济发行,而是来自于日益巨额的顺差。

  对外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了,“储”的风险总量就上升。反正对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而言,只要美元贬损,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就跟着贬损。在美元资产以外发现新的投资机会,当然是有的。但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和知识储备,比起直线上升的外汇储备来说,远远不足。一个国家与一个家庭一样,有余钱而缺乏相应的投资能力,是祸不是福。

  挑战提上了日程:这样的循环究竟还能不能持续?现在看,难以为继。钱淹美国他们受不了,次贷危机搅得天下大乱。这也说明首先是美国模式难以持续———低储蓄、高消费、高债务难以持续———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转过来,中国也难免受到牵连———高度外向依赖的经济遇到国际订单下滑,连锁反应由外而内。

  这里涉及到汇率的分析。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究竟能换多少美元,由汇率决定。过去主张固定汇率有个理由,就是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使其他国家不能滥发货币,否则那个汇率就守不住。这有道理。不过,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固定汇率的那一端挂住的美元必须是强币,若如不是———新世纪以来明显不是———固定汇率就会把美元之软输出到全球去。一旦美国模式难以为续,挂到一起的经济体也就一起有了麻烦。

  有一种看法,认为是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打击了中国的出口行业。这个看法没道理,因为吵得很热闹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吵来吵去只不过是名义汇率。国家控制外汇,名义汇率可以不升,但实际汇率你是控制不了的。只要名义汇率低估本币,顺差铺天盖地而来,到国内绕一圈就把生产成本顶上去了。结果殊途同归:不升名义汇率,国内市场上的人工、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急升;升汇率,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价上升。惟一的差别,就是名义汇率不动(人民币不升值),出口厂家看着最后产品的美元卖价还好,大家还是纷纷冲着外需布局,等到投资的产能形成,反正沉没成本不是成本,就慢慢受可变的成本急升的煎熬吧。一些专家建议的以出口退税代替人民币升值,短期是安抚人心,长远看其实是留住了更多人。

  所以,实际的人民币汇率是注定要升的。谁让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率升得比较快?谁让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人民币比较“硬”呢?名义汇率不反映实际经济的相对情况,其他压力终究要来。这样看,人民币不是升早了、升过了,而是升晚了、升少了。结果就把外向产业、企业、部门结结实实套住了:早该离场的不离场,不该进入的还进来。

  两个月前广东省听意见的一个会上,我问了一个问题:广东是做内需起家的,当年所谓“经济北伐”,还不是广东产的商品呼呼地往北方走?那时上海北京沈阳、乌鲁木齐,服装商人还不是都到广东进货?可是曾几何时,广东就变成了一个纯出口基地?有统计说去年广东出口占GDP的91%,进出口占GDP的162%。那是一个相对价格(汇率)机制作用的结果。中国的企业家不是生下来就赌注发誓,非一定要做出口生意不可的,无非是汇率给的信号,出口走得顺。现在东莞很多工厂关门,我去看的时候,问当年是根据什么信号投资建起来的?就是那个十年不变的名义汇率。真的守得住也好,问题是最后还是守不住。

  这留下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市场的相对价格终究要发生作用的。大家以为可以控制,最后还是控制不住,倒霉是厂家。

  出口过热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开始因为还没有完全走出上一轮通缩,所以出口热来得正好。可后来内需也慢慢起来了,毕竟发了那么多国债,启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通缩压力的逼迫下,推进了深层次改革,使市场体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外需旺、内需也旺,总需求过热就令人担心。可是名义汇率不动,外向热根本不会下去,只好内需让一让吧。一轮轮地采取调控措施,基本都是抑制性的。

  压也压不住。因为每进来一美元、央行就要按名义汇率释出7-8元人民币,这个力量还在。所以从市场上看,在2007年CPI冲高起来之前,先是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狂涨。这个力量发作的时候,巨大的诱惑难档,否则那么多家庭、企业的财产是怎么进去的?当众人追涨的价格远远脱离了基本面,甚至偶发因素也能导致市价跳水。这的确是新的现象:货币存量还在,预期一变,或者如最近流行的说法是信心没有,货币突然就没有———它们变换了形态,从积极的一下子变成消极的,趴下不动了。这样看,幸亏中国股市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冲到更高的点位,否则,对很多投资人就不止只是损手损脚,冬天就更冷了。体制政策要靠前

  宋国青曾经讲过,经济的一个问题是有刹车不用,觉得车太快就跑到路上挖沟。这就是体制性的政策。用刹车本可以更加收放自如的,比如汇率、利率等等,调上调下总比较灵便。可是体制性政策就不同了,看到车速太快,用投资项目审批、土地供应、产业准入政策、环保、安全、劳动标准等等来减速,就比较麻烦。因为体制性政策马上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关系,看车速快你叫他限制很好,但审批、检查一旦上手,就有各种额外的甜头。你发现车速慢了,叫他收手,侵犯了既得利益,就没有那样灵便。这几年一边在改原来行政控制过多、过乱的问题,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寻租机会。所以,对目前经济下行的复合性困难,我认为不是仅靠松货币就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的通缩方面有灵敏的作用,该出手就出手。但我们必须看到,要真正启动经济,还要把路修好、修品,至少把大沟填一填。否则,松货币冲出来的车子,上路也一定磕磕碰碰、颠簸不已的。此外,中国央行也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可以把货币发到全世界。至少靠央行松货币难以振兴美欧市场,我在沿海地带看,工厂没了订单,放款给他没有意义。国内的生产与投资,更不是仅靠货币政策就足以见效的。

  讲过了,针对目前的局面,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主动转变经济流程,从过度依赖外向,转到“外向、向内并举”。在各项应对办法中,体制政策要靠前。

  首先要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继续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验说明,即使治理高通胀不能靠价格管制,那会一错再错的,因为人们总会对价格控制做出反应。你不让兰州拉面涨价,他会把面条做细。这还只是数量型的反应。要是以降低质量来对物价管制作出反应,后果更严重:各项成本上涨,可是产出品的价格受干预或管制,以次充好的行为就因为经济诱因而增加。现在CPI、PPI下行,赶快取消价格管制。没有相对价格的指引,笼统讲内需、外需都是讲不准的,要让灵活的相对价格来告诉企业、告诉顾客,引导供求的调整。

  第二是减税,同时要减少政府的行政支出,是否发债搞建设是另外一个问题。减税的前提是减支,不减支而减税,财政赤字不但是留给未来的包袱,还不利于政府企业共度难关。

  第三扩大市场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改革。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为什么转为对外放债?与国内某些高回报投资领域的开放度不够有关系。这次次贷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紧缩,也影响中国,中国更需要推进实质性的改革,把前几年中断的一些文章重新做起来。这个领域释放经济的潜力巨大。

  第四是清理近几年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要做一个系统而清醒的评估,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放松的赶快放松。现在不抓紧把捆着经济体的绳索解开,经济要调整就很困难。譬如说投资不足,是事实。但你到第一线去看,一个投资项目从发现机会到立项,再到批准,过程还是惊人地长。最近在江西新余看了一个钢铁厂,那位老总气得不行,他发现投资机会是两年多前的,但为了守规矩,不批不动,等批准下来,市场形势早就明日黄花。

  第五,这几年为了防止过热,一直控制“土根”,现在有必要审时度势,反向操作扩大供地,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城乡建设为主轴推进经济发展。

  总之,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有其由来,要针对这个由来采取措施。从前景看,中国没有悲观的理由,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国家需要投资和建设的地方还是太多。中国人还是有很多储蓄,不需要、也决不能靠印票子来搞建设。在目前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体制政策要靠前,这也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经济增长不是靠玩别的花样玩上去的,主要就是靠改变体制约束,改变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创业和工作,人们的行为就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要回到这个基本的经验。我们国家的经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改革常常就是一个口号,非要到很不好的时候,才可能逼出现实质性的改革,过去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希望这一次,中国的老经验对解决新困难也有所帮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此文为其在11月1日“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5次报告会上的演讲,题目以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报记者余力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经作者修订。)<script src="tag.php?action=relatetag&rtid=302188"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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