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午后，德胜门东大 街8号。灰瓦绿树，垂柳轻 拂，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在东联大厦弥漫。
正式履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博士，带着儒雅、平和的语调，与《新财经》记者谈起当前一系列热点经济话题。
次级抵押贷款恶化不是小问题
《新财经》：前不久，亚洲财长们曾指出，全球金融风险迹象开始出现，可能随时引起金融风暴。您对财长们的分析作如何判断？
汤敏：我认为，财长们说得有道理。有人说金融危机会十年爆发一次，所以，前段时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在组织研讨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亚洲国家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近，美国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就应当引起亚洲国家的警觉。
我们知道，自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破产以来，次级债危机在全球市场不断蔓延并愈演愈烈，使得近期全球资本市场连续大幅下跌。尽管欧美日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巨资以缓解流动性危机，美国总统布什也表示，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非常稳固和健康，经济保持着强劲增长态势。但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美国的经济走向会牵动各方的神经，所以，各国投资者仍然心怀余悸。特别是亚欧国家，因为买了很多次级债，倘若问题继续恶化，势必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财长们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
《新财经》：现在学界对这次影响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影响有限，有的认为影响还将扩大。您认为这场风暴到底会有多大冲击？尤其是对东亚国家？
汤敏：说实话，次级抵押贷款恶化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广泛的。但对亚洲、对其他国家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现在好多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期，所以，居安思危、谨慎对待很必要。但我想说明的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规模并不大，美国也有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有各类对冲风险工具和渠道。所以，美国次级债危机有望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控制。
具体到这次危机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我认为，最终要取决于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程度。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银行体系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东亚银行体系虽然比较健康，但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庞大，而且流动频繁，这正是风险潜伏所在。
QDII不要急于往外走
《新财经》：您刚才讲到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那么，它对亚洲和中国意味着什么
汤敏：现在亚洲外汇储备已超过2.92万亿美元，资产储备的增加，会造成国内货币发行扩张，产生资产泡沫。大家都知道，房产、股市是两个投机性非常强的行业，吸引了大批热钱进来。然而，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当泡沫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怎么进来还会怎么出去，而且掉头很快。这种逃离时的规模效应，无疑会加剧股市、房价大幅下滑，对经济社会稳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而亚洲应当谨慎。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眼下正是中国QDII意欲大规模开展全球资产管理业务、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所以，在整体大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券商、基金公司千万别急于往外走。资本走出去不在于一时一事，也不急于这一个月、两个月。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观察、等待时机。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会觉得现在正是捡便宜之时。但我认为，便宜不是那么好捡的。我建议境内投资者还是要谨慎出手，理性分散投资风险，千万别拿老百姓的钱做赌注。
《新财经》：回首这次风波，正是由于低利率，才为美国次级抵押信贷的兴盛提供了温床。我觉得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汤敏：没错。美国按揭提供商总在想尽办法吸引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比如，30年期的贷款，他可以让你在头两年还很少的利息，而余下的28年的利息，就会比优质抵押贷款利率高3%。这对于迫切想买房的人来说，只好先把房子买了，余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当然，如果遇上房价一路上升，那房主就可以用所获增加值再贷一笔款，来偿还原有贷款。这些办法虽然让众多买不起房的家庭享受到了自有住房的好处，但也推动了美国房价的飞速上涨，造成了市场环境一定程度的混乱。比如，急于放贷的按揭提供商们为了抢客户，连借款者的信用证明材料都不闻不问，使次级抵押信贷隐患由此潜伏下来。
美国次级债风波，提醒正在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中国，在房价飞涨和经济发展之中，持续的繁荣离不开谨慎的风险控制和监管。
前进中面临的新陷阱
《新财经》：历史已经证明，危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简单重复过去的现象。那么，您认为未来亚洲国家的风险会在什么地方？
汤敏：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可能碰到的“陷阱”，那么，再发展下去，亚洲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陷阱”。这是我们刚刚谈了“近忧”之后，应当关注的“远虑”。
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跨入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非常大，人均GDP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堪称“白热化”。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中等收入是在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问题将会是全新的。
《新财经》：您曾预言，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在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陷阱。请您解释一下我们到底会碰到哪些陷阱？
汤敏：对于我们来说，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不使我们掉进“陷阱”，首先得看清前面有哪些“陷阱”。这些“陷阱”可能找出一百、一千个，但我想着重指出四个陷阱。
第一个是收入分配“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争取要跃过这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因此，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都有。一旦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痛苦。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这虽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是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就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就会逐渐地可自由兑换，资本就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这是最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怎样设计在新形势下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过程，就会有一部分产业要转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有相当规模的产业要转移出去，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地方。
但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境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种可能是，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出现当地产业空洞化。这种空洞化，我们必须警惕，因为现在金融对产业升级支持不够，人才储备、创新能力也都不够。
中国更需要共享式增长
《新财经》：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应如何跃过这些障碍和陷阱？
汤敏：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要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因为单有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经济增长能兼顾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这样的增长才会既高速、又稳固，这是被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
第二，要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我们一谈收入分配，就会讲税收、讲转移支付。但是，从其他国家好的经验来看，过多地注重二次分配，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因此，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层面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强化二次分配效率要高得多。
第三，要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多元化改革。金融结构对中小企业、对和谐社会很重要。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发展债券市场，如发行公司债。政府要设计为中小企业发展急需的金融结构，帮助中小企业为广大劳动者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让他们收入不断增加，并有良好的社会保障。
《新财经》：目前，国企应向所有者分红的观点，已得到国资委和财政部的认同。但市场上更多的争论集中在分红“怎么分”上。您对此有何建议？
汤敏：我觉得国家股东决定分红比例，第一应根据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来确定合适的“标杆回报率”；第二应确保企业用利润进行的再投资，符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思路和方向。
据我了解，国外同类型分红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中国的模式。因为我们的央企过去不分红有其特殊的背景。很多人都知道，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损的，有的后来都破产了。所以，当时国家为了不让这些企业垮掉，便由中央财政给担了。
现在不同了，多数国有企业利润很高。据我了解，2006年，央企利润高达7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国企利润也达7535亿元，这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5%，其中央企利润5418.3亿元，同比增长了29.6%。
可见，目前形势下央企完全有能力分红，并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拿出部分红利补充社会保障。
汤敏简历
汤敏，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留学，荣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