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重要的是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式：哪些适应参与式预算，哪些不适应；哪些适应这样的参与式，哪些适应那些参与式等。“民生”，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名词。民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政府通过怎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使民生最大化？最近，在哈尔滨、无锡和浙江温岭等地，出现一些非常有趣的实践，专家们将其称之为“参与式预算”。作为现行试点之一的无锡和后来自发进行试点的浙江温岭，在运行此方案时，到底得到了多少收益？在运行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两种运营模式的不同带来的实质差别又是什么？ “参与式民生”在中国是否真的可行？近日，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第一财经日报》就此相关话题，与汤敏进行了深度对话。
雪中先送哪些炭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理解民生的含义？
汤敏：我觉得，与民生比较接近的概念是社会福利，也就是跟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很多方面，衣食住行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
民生有提供者，首先还是老百姓自己提供，接着是政府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参与者。现在一般说来，大家更关心的是政府的这部分，怎么样改善民生，怎么样提高民生。
《第一财经日报》：你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提法，比如，雪中送炭应该先送哪些炭。因为民生牵涉到方方面面，你觉得应该先确定到底先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也包括怎么提高民生？
汤敏：首先我们看提供者，从老百姓自身来说，把家人、自己个人的民生做好，这是最重要的。再是扩大到友人、邻居等。
我提出的“雪中应先送哪些炭”的问题，更多是从政府的角度看。民生含义非常广泛，政府肯定能提供一部分，但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政府的责任，首先是要造成一个公平的、公正的社会，安全的社会。应该说，整个社会的安定，是政府提供的最大的公共服务。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可能有一种倾向，大家觉得现在财政收入情况非常好，愿意花钱。因此有一些人比较担忧，如果未来财政收入没这么好了，所谓的民生的好处是不是可持续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汤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目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些，比如去年增加1万多亿元。但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增收的1万多亿元一用除法，最后一个人多1000元。一个月也就多100元。
因此，这其中就有先后次序问题，怎样把有限的钱放在刀刃上。
参与式预算，还在探索过程中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 “参与式民生”的概念，就是让老百姓参与到更多的与其相关的决策中？
汤敏：是。我们先看看参与式预算是怎么做的。参与式预算有城市、农村参与式预算。比如，我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无锡、哈尔滨做了两个试点。哈尔滨我去看了，在社区中建一些老百姓的活动场所建设。但做成什么形式，有些什么内容，都要考虑，甚至连建几个凳子、凳子摆在什么地方，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想法。
以前，政府花了钱、费了劲，效果未必好。但以后，老百姓自己讨论，几种模式自己选择，花了同样的钱，老百姓的满意度增加，民生关注度增加了。
为什么要参与？道理很简单，首先我是利益相关者。第二，我有知情权。假设我们有一种参与式的监督机制，例如谁提价，就举办一个小听证会。对一般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听证会制度。能不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制度呢？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提价时，老百姓要有知情权。
《第一财经日报》：到目前为止，无锡参与式预算的比重只占到百分之一。你们感觉现在这方面的试点是相对成熟了还是在摸索过程中？
汤敏：我觉得还在探索过程中。实际上，真正参与这个试点的是我的同事。我们很多同事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它还是一个试点，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还得不断扩大。
如果在无锡成功了，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一定成功？在一个领域成功了，在别的领域是不是能成功？成本有多少？是不是就能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让所有参与的人都愿意自觉参与？
《第一财经日报》：按照目前的节奏跟试点方式，到哪一天可能相对成熟、可以在很多地方直接复制？
汤敏：现在还很难说。这里确实还有很多问题，包括一些很细节的、技术性的问题。但这个方向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探索。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的试点，大多在相对基层的地方进行，比如，很多试点通过居委会，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因此，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样的试点在县乡一级可能还勉强过得去，到了省级就会面临较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怎么解决？
汤敏：这不奇怪。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一步一步来。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他周边的事情。关心民生，咱们先把周边的事情做好，再慢慢摸索怎么样更上一层楼。可能需要一些代表，他熟悉了情况，有了丰富经验，再去研究更高一层的问题。
就目前来说，重点还应该在基层，还有大量的事情可做。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提到了有两种模式，一种类似温岭模式，一种类似无锡模式。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各有哪些优劣点？
汤敏：我没有很认真地研究温岭模式。
《第一财经日报》：他们把人大的整个程序都引进来了，就是人大参与整个过程。你们这边人大没有参与。
汤敏：我想这两部分各有特点。一般说来，人大参与层次更高一些的问题。但社会一定有分工，还有一些层次更低的问题，如果全部有人大参与，时间、精力可能就不够。
基层的一些直接跟老百姓有关而且有些共性的问题，人大可以解决，但很多有地区特色的问题，例如这儿是建一个圆的亭子还是方的亭子，就不适于用人大这样的机制来处理。
《第一财经日报》：解决不同的问题，要通过不一样的机制，不一样的常设机构，甚至可能还是要用临时性的机构。
汤敏：这种参与更多是临时性的机构，更多是义务的，都不用花费很多钱。因为这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有很多人自愿来做。
现在只是做基层的试点，基层有很大潜力。再高一层，包括县一级、市一级怎么做，还得要进一步探讨。
参与式民主，目前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一个国家施行，一定是有很大的难度。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讨论下来，参与式预算最妙的地方，就在于让群众跟政府可以一起讨论问题。你觉得参与式这样一个概念，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
汤敏：最大的困难就是还没有完全摸索出一套非常切实可行的方式。此外，怎么样建立一套机制，使大家觉得这是好事？这套机制该是怎么样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式：哪些适应参与式，哪些不适应；哪些适应这样的参与式，哪些适应那些参与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