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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大幅增加减贫预算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汤敏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汤敏:非常感谢,有人分配我一个任务,让我讲讲扶贫国家的一些重点任务,由于现在正在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如果不谈国际组织的话,好象这个话题太窄了,我的同事给我做了很多工作,中国的减贫工作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国内的一些范畴,我想采取前瞻性的视角来发言,中国扶贫工作是获得令人震惊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很多人说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扶贫工作的改进的话,整个世界的减贫工作就谈不上,我想说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功主要原因大家都同意,就是由于快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三十年经济总值连续以9%的速度增长,很多方面都得到改进,改进的幅度也很大。贫困现象大大在中国下降了,但是除了不断下降的指数和指标以外,政府采取非常重要的措施,民政社会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努力帮助减贫,从政府扶贫投入来讲,除了扶贫经济不断增加以外,如果把地方政府的努力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加起来,这个资金数可能会很高。因此我们专项的扶贫基金确实发挥了作用,除了这个事实以外,很多国家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在中国也在扶贫工作发挥了一个特别的作用,也就是中国让这些发达的省份,与贫困的省份互相对口扶持,帮扶,也就是要求经济发达的城市提供一些专门的支柱,不光是资金,还包括人员,把这些人员派到这些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在最近的地震中中央政府做了同样的工作,四川这个地区发生了地震,每一个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必须要包一个县城,帮助这个县,有什么就要给什么,要帮助这个县的发展和重建,实际上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发达地区帮助不发达地区的这种理论和体现,当然除了各个省市政府的帮助以外,每一个国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每一个政府机关,比如财政部,还有省的财政厅等等,他们也有特殊的扶贫任务。

  实际上有481个重点贫困县都要受到这些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社会团体的帮助。这些国有企业、政府机关要特别的关注这些重点县,要专门拨出资金,资源来帮助这些贫困县的发展。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个作用程度不是很大。这也是非常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能够很快的筹措额外的资金补助以中央的辅助资金,当然亚洲银行等等很多双边机构也把扶贫工作作为他们在中国运营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例如亚洲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农发基金组织等等,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有一点,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我们把它称之为示范效应,世界银行有一些扶贫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一些重要作用,很的扶贫技术都在项目中得到引进和实验,后来又把它在全国加以扩展,都使用新的方法,当然亚洲开发银行提供很多新的技术援助,还有很多新的技术提供给中国,这个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所提供资金的范畴,除了直接扶贫方面的干预活动以外,还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以建设、开展,他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曾经做了一些计算,就是基础设施到底从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减贫,国际组织在中国也参与了这个项目,也发挥了作用。中国的扶贫工作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未来的挑战何在,中国在未来要做什么工作呢,现在在本地有很多的讨论,一个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跟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在不断恶化。

  中国过去在改革开始的初期,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现在是世界上一个不太平等的国家之一了。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在改革的初期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认为所谓的收入分配的倒U型,但是如果大家看一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这种倒U型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事实依据,台湾的基尼系数在50年代的时候大大下降,但是增长达到8%到9%的经济收入,后来收入非常稳定,证明长期高增长不一定会使收入分配恶化。在日本有同样的情况,在高增长阶段,这是80年代的时候,收入分配是下降了,这个数字我没有。但是我听说越南过去二十年进行了改革,越南经济增长还是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分配非常的稳定,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大规模恶化的现象。因此我想说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发展快就会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下降,因此在中国发展面对新时期里,收入分配,特别是扶贫工作已经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中国的贫困县,从官方的角度来讲,意味着还有1480万人生活在贫困县之下,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任何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非常贫穷的人,因为他们能力不能帮助他们创造收入。如果把低收入人口加进去的话,中国的人口大概有4320万人,就是占我们总农村人口5%不到,这是一种作为衡量收入的指标,在农村地区大概还有5%的人生活在贫困县之下,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比现实的情况还是要低得多。另外官方的贫困县很低,如果你把它和80年代确定的贫困县相比的话,把它和农村的收入相比的话,你可以看到当确定官方贫困县的时候,这个贫困县实际上是农村平均收入的50%,但是现在它已经低于20%了。

  因为官方的贫困县一直没有变化,只是跟通胀挂钩的,但是现在这个官方贫困县只占农村人均收入的1/5,所以这个贫困县是低的,跟其他的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尤其要低,可能是全球最低的水平了。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正在朝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方向努力,人均一美元这样的贫困县现在变成人均、日均1.25美元了,如果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际上他们官方贫困县是要提升的,比低收入国家要高,如果你看看中国,一天一美元和一天两美元来比的话,就是04年和05年的情况,如果用低于一天一美元这样的比例的话,中国至少还16.6%,如果用两美元一天的比例至少还46.7%,而用官方贫困县是2.5%,官方贫困县与一天一美元的水平和一天两美元的水平低了很多,如果跟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来比的话,它更低了,比如说巴西,泰国等等。如果你把这些数字比较一下,中国的官方贫困县极大的低于国际的贫困县水平,即使跟同类水平国家相比也是这样。这些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了,他们的贫困县在不断的提升,而且这些贫困县比人均日均一美元要高,所以中国是很低的。所以我想我们改变这个贫困县的水平,我们要把贫困的这些项目进行重新再调整,再瞄准。中国的贫困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中国的发展研究基金会,去年我们提出了一些议案,或者是提议,我们觉得基于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要重新评估我们的贫困县,我们制定了发展贫困县,提供所必要的饮水衣食住行最基本的需求,还包括了最基本社会需求指标,比如说教育、卫生、住房等等,把他们全部整合在一起。05年发展贫困县人均1147元,我建议重新制订扶贫标准。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不断的增长,有一天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中收入国家,就要实现一天两美元的平均水平了,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次贫人口慢慢变成相对贫困的人口了,因为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人们享有最基本生存标准,和基本需求得以满足。就意味着现在贫困工作的瞄准对象,五千万人口其实应该比这个数字更大得多,我们可能要瞄准的是1.5亿人,或者是1.2亿人到1.5亿人水平之间的人,这是我们新的扶贫工作中瞄准的人群。

  减贫建议二呢,我们建议中国政府现在大幅度的增加减贫方面的预算支出,在减贫工作中这些资金支出,是瞄准了5%的人口,如果把瞄准的人口增加三、四倍,那么预算支出也应该相应增加,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构建新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项目,或者是战略,中国正在进行大量的三农支出,但是三农支出主要支持农业发展的,其实应该强调对贫困地区的优先支出。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教育的支出和支持,不光是要实行全民九年义务教育,还应该提供这种免费的、或者是减免费的寄宿学校,包括食宿等等,还有免费的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等等,只是为贫困生提供免费,因为这些人付不起这些高昂的教育费用,如果他们教育水平更低下,他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贫困中。中国不得不实施更多减贫项目,所以对穷人来说,在卫生提供服务这方面,贫困人口应该与一般人口相区别,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现在中国的确进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比如说建立一些乡镇银行,小额信贷的合作社,还有农村信贷社,信用社等等,这些主要是商业的金融机构,中国应该进一步开展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出台一些试点的项目,比如说一些非盈利性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项目。因为其他国家经验表明,如果真的想要减贫,帮助穷人,就应该有这些非盈利的机构来为穷人负责,如果只是盈利的机构,他们会选择中等高收入的农民作为扶贫对象,还有中国应该考虑建立这种农村投资法规之类的文件,帮助来农民的钱还是留在农村地区,这样至少有三分之一农村储蓄量不被转移到城镇地区了。减少贫困地区,贫困户对扶贫资金的配套要求,这方面的措施应该平均考虑。还要加快不光是民工对城市的转移,真正变成城里人,不要让他们两头跑。

  政府把一些项目和工作外包给NGO,让NGO管理政府的项目,这是非常好,令人鼓舞的一种做法,如果可以推广这样的做法,中国的NGO应该能够很快发展起来,而且中国政府的资金也能够高效得到利用。

  结论:在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减贫战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未来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现在贫困人口从5%增长到15%就意味着所有的战略,所有的支出比例都得重新再思考。这是从全国范围我们要制定一个重新的扶贫战略,这是扶贫的新时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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