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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与凯恩斯

  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凯恩斯与哈耶克同为举世公认的曾影响过人类历史进程的两大思想巨人。注重短期政策效应,凯恩斯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这一导向曾支配了二次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达数十年之久,导致了世界当代经济史上的“凯恩斯革命”。与之相对照,注重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走势,哈耶克则数十年坚持弘传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一贯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过程,从根本上捍卫了自由市场秩序的核心理念。哈耶克与凯恩斯各自的理论贡献,使二人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M. Blaug)曾评价哈耶克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 F. Harrod)则宣称:“当代没有一个人的天才能超过凯恩斯”。

  凯恩斯与哈耶克,两大杰出经济学家,两大思想巨人,两个互知对方学理套路的熟人,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甚至可谓是经济理论上的一对宿敌。

  1928年,哈耶克刚从维也纳移居到伦敦,就在一次讨论会上,围绕利率问题与当时已权高位重的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凯恩斯进行了争辩,二人过了第一招。之后,凯恩斯的名著《货币论》一出版,就遭到了哈耶克的尖锐批评。当凯恩斯的另一著名“论文”(Treatise)在《经济学杂志》上刊出后,其主要论点也受到哈耶克的全面商榷。反过来,在三十年代哈耶克的一部重要论著《价格与生产》出版后,凯恩斯则揶揄到:“说实在的,这部书在我看来是我所读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之一。……它是一位刚愎自用的逻辑学家如何以错误开始并在一片喧嚣中收场的特例”。读到这样的评论,当时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和统计学大教授的哈耶克自然是大光其火。在之后十余年的交往中,在许多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在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均进行了旷长日久的争论。甚至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辞世前不久,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这一生只有两大憾事:一是没能对凯恩斯“论文”中的观点展开更强有力和更有效的批驳,一是没有对米尔顿(指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文集》进行批判——照哈耶克看来,后者“是一部误人子弟的著作”(a dangerous book)。

  哈耶克与凯恩斯,不但在理论见解上从根本上来说格格不入,在治学风格上也相去甚远。凯恩斯好像总是有新的理论观点涌出,且又总是不断改变和修正着自己的观点。这自然使老实巴交的哈耶克这位宿敌常常不知如何应对。譬如,在凯恩斯的“论文”发表后,尽管哈耶克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但仍然客观地指出凯恩斯“论文”要比他的《货币论》要好。但是,当哈耶克评凯恩斯的“论文”的第二部分在凯恩斯本人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时,凯恩斯却告诉哈耶克:“别把此放在心上,我自己已不再相信我所写的一切了”。结果,弄得哈耶克啼笑皆非,无言以对。二次战后,在邱吉尔与美国商谈战后的世界金融体系时,凯恩斯曾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即时,哈耶克曾写了一封短信给凯恩斯说:“我正在接近你的观点”。但想不到凯恩斯的回函却是:“获知此事非常遗憾,因为我已经改变原来的观点了”。

  与凯恩斯截然相反,哈耶克这位举世公认的思想深邃的知识贵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初,在数十年间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立场基本不变,始终如一。

  凯恩斯与哈耶克,不但在理论见解、治学风格上截然相反,在文风上也有着鲜明对照。凯恩斯一生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无论是著述,还是讲演,凯恩斯均妙趣横生,语言极美。凯恩斯极富文学天才,在英文散文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有人曾认为,凯恩斯作为英文散文作家将名传千古,他著作的某些篇章将作为文学作品与英语并存。相比之下,哈耶克的著述在学界中却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且罗里罗嗦。2000年圣诞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和美国著名方法论经济学家和现届世界经济史学会会长布鲁斯·考德维尔(Bruce Caldwell)教授在剑桥的“篮鹰”名吧中喝酒闲聊,这位哈耶克专家就对我说:“哈耶克这老兄的毛病就是说话罗嗦。一句话不重复说上三遍以上,他总觉得大家不理解”。听布鲁斯这么一说,觉得也是。不信,读读哈耶克的名著《法、立法与自由》,看看他重复说了多少话?这部三卷集的鸿篇巨制,压缩三分之一,看来只会增加它的学术份量。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的美,自然映照着思想的美。但反过来思想的美,尤其是思想的深,却不一定尽在语言之美中反映出来。语言美与思想深之间,好像不在个人“理论消费选择”的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因而二者之间好像没有边际替代关系。于是,在长期与短期、自发与干预、思想深与语言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以前我偏好前者,现在偏好前者,将来可能仍然会是如此。

  作为两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分歧在西方学界已广为认知。然而,相对于国内经济学界而言,也许鲜为人知的是,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学术观点上当仁不让,唇枪舌剑地进行过多次争论,但二人却私交甚?。例如,在二次大战期间,当纳粹的飞机轰炸伦敦时,哈耶克被疏散到剑桥,凯恩斯就曾热心地在他任财务总监的剑桥国王学院中为其安排了住处。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后,凯恩斯在一次火车旅行中读毕,大为欣赏,即致函给哈耶克,说这部伟大著作使他“感动不已”。哈耶克在晚年也专门澄清了他与凯恩斯的关系:“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

  哈耶克与凯恩斯,一对学术上的怨家对头,一对生活中的私交铮友。二十世纪的人类思想史上这段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儒林佳话,也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人竖起了一面镜子:在学术观点上应当仁不让、“找茬争辩”,在私交中却能保持一种互相敬重的淳厚友谊。没有这个境界,没有这个胸怀,敢言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又敢言自己有资格进行崇高的经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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