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先生，是名满世界的经济学家，也是我们华人思想界的骄傲。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五常先生就在租佃分成制的研究上，拓辟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路。六十年代之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张五常先生不仅精确地把握住了该学派奠基人科斯的思想精粹，而且发展了科斯思想，精细化了科斯思想，并在科斯企业理论和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奠基了新制度学派的合约经济分析理路。张五常先生对经济学的贡献，以及其理论之精深，经济学界有口皆碑。张五常先生本人，也成了是当代经济学殿堂中的公认大“家”之一。
大家就是大家。但越是大家，在思考到一个问题的最深层面上，越可能“woolly-minded”（凯恩斯称赞其好友哈耶克时的谑语）。这种思想深层上 “woolly-minded”的东西，如果径直用人间的浅直话表述出来，就可能显得有些“乖张”，甚至会显得有些“荒唐”。譬如，在对作为他自己一生学理分析集中意识的“交易费用”的认识上，五常先生似乎就在这种深层的“woolly-minded”的思想和人世间现实问题的结合部上，出了问题。
譬如，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连载的《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见本报2002年4月1日第30版），张五常先生说：“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对目前困扰在“张五常热”和“五常之谤”并存之中的我国学界的不少读者来说，读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这是张教授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洞识。从五常先生说这句话的文韵和内涵着的自信口吻中，我们也会体感到，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一大理论发现。但当敝下读到五常先生的这段话时，觉得问题可不这么简单，内涵着的问题和将涉及到的问题，实在多多。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推进我们对“交易费用”和“institutions”概念本身的理解。
首先，从学理上来看，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比例中的增加，是导致国家经济衰微，还是导致国民经济增长？提出这样一问题，是在哪个理论层面上提出的？如果按汪丁丁的思路，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五常先生的这一判断在学理上乍看来似能自圆其说。但既然是如此，这就与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比例说没任何联系。因为，这个层面上所说的交易费用，与现实根本“不搭界”，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也就没有“占国民收入百分比”之说。因此，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使用“交易费用”这个概念，那五常先生所说的这段话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五常先生是在他和诺思的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定义（即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以及与合约实施有关的所有费用）上使用这个概念──因而这个现实概念是可通过历史统计资料估算出来的，那么，我们只能看到，正是交易费用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占GNP的比例）的大幅度增加，才构成了近、现代和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巨大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用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或者说可统计出来的交易费用）概念，五常先生的这段话，就只可以反过来说：“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贫；增加少许，就大富”。具体的道理，限于《21世纪经济报道》惜字如金的篇幅，这里恕不能细说。读过我的“剑桥书简之五、之六”的学者，自会明白个中的理。
另外，按照华勒斯和诺思（John Wallis and Douglass North, 1986）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睿智过人的五常先生，怎么会贸然做出这一判断？细想起来，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张五常先生的“中央计划经济比较情结”。记得在《新帕雷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五常先生曾断言，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的交易费水平，用要比市场经济高得多。因此，依照五常先生多年来的一个理论信念，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大大节约了（或者说降低了）交易费用。但问题是，到底是计划经济的交易费用高？还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一个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以及对交易费用实质的理解（如在计划经济中存在不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交易？）问题，甚至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如果就这个问题向100个经济学家发问卷，得到的不同答案没有101个，至少也会有99个。然而，五常先生这一见解的思路，想必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很显然，这个问题会导向对“交易费用”概念及实质的更深层理解。如上所说，在对交易费用的深层理解层面上，五常先生似不能做出这种简单定言判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