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完备市场研究情况
wuming:
我是从两本译著了解到韦森先生的。这两本译著是《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韦森总译校）和《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韦森审订）。在《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的一书的跋中（227页），提到“在模型中允许不完备市场的存在之所以如此困难，在于它要求我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引入时间变量”。请问韦森先生能否进一步介绍一下不完备市场研究情况以及这方面的参考资料。
韦森:
首先，对不完备市场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语言学、语言哲学和制度相互关系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交待一下翻译的这两本书。
杨的那本书从它出版之日起我就希望能把它翻译介绍过来。但是盖尔的那本翻译过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注一般均衡中交易费用的可能位置，第二个是此书正好和鲁宾斯坦的《经济学与语言》是一套书。看到鲁宾斯坦的书后，我就想把盖尔的书一并翻译进来。
盖尔的书中提到不完备市场的情况，我没有进一步跟踪这方面的动态。但是盖尔教授发给我的中文版序言中已经作出了交待，大家可以顺藤摸瓜的查到。
关于文化的两个问题
大大：
1、您对文化领域的经济学研究是否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如果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兼而有之，请问如何处理之间的矛盾？
2、决定印度落后是因为文化的问题，中国西部的落后也是文化的问题，那么全盘西化能解决问题吗？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和曾经做过殖民地有关系？
韦森: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对文化进行过经济学的研究。而是考虑到梳理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文化做了一些哲学思考，并且非常思辩的哲学思考。在方法论上我可以向大家透露自己的底牌，我既不采取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更不是集体主义的approach，至少在我的思考里面是不存在矛盾这回事。但是，现在比较困惑的是审慎推理还是道德推理，特别是要不要把道德推理引入到经济学的思考之中。最近我在复旦向同学们讲，经济学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实际上是要把审慎推理引入到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翻译Binmore的那套书，也是在朝这个方向做了一点尝试。
第二个问题。首先我从来不相信也更不主张全盘西化。并且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偌大个中国能西化的了吗？我们今天反思中国文化中的问题，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象林毓生教授所说的“创造性转化”。事实上我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是很深的，并且我在最近的文章中一再说明，我们华人特别具有business spirit。这可能是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特别是江浙文化和岭南文化更是如此。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的作为
ginny：
请问韦森教授：请问随着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当代的中国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可以有哪些作为？
韦森：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如果您读过我过去的一些文章，你会发现，我过去一直批评我们经济学界不能认识到自己知识与认识的有限性，总是对现实经济过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并一再呼吁理论经济学要为理论而理论，不要为现实而理论。
但是，我们在目前经济改革的格局中，我们制度经济学研究能作些什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在世纪沙龙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李慎之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朱学勤先生，这个体制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的？可以渐进改变的？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作是用革命来推翻，然后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则无旁贷，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先生回答说，此为天问。中国古代元典《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的前景”说清楚，以待“民问”，这可能是我们当代制度经济学研究所能做的一点事吧。
“集体意向性”如何形成？
ihz：
想请韦森教授简单谈谈“集体意向性”是如何形成的？
韦森：
这是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但我觉得却不是哲学界所能回答的问题。你可能知道，意向性这个概念是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提出来的，胡塞尔采用了这个概念，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在他的几本书中广泛运用这个概念，并且“集体意向性”就我所知，应该就是塞尔提出来的。对这个概念，目前我使用起来也是半信半疑。但至少我觉得它存在。如果你读过我的那篇《集体意向性与元经济学》，你会知道我举了很多例子，提出了“集体意向性”在制度的生成上的作用。比如货币，在太平洋岛上的雅普人几千年来把谁也推不动的大石头当作货币用，以及八九年苏联解体前，莫斯科人用万宝路香烟做货币，这都说明了集体意向性的存在。现在房价上涨，股票上涨，一种东西大家都认为它值，这都说明有集体意向性的存在。但是集体意向如何生成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将来，也许博弈论，尤其是主观博弈与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交叉研究，可能能解开这一秘密。
制度与博弈
无话可说：
请问韦教授。制度是博弈的结果，还是博弈的前提？
韦森：
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是作为正式约束规则的制度，一般来说应该是博弈的结果，至于任何博弈都有规则在里面，这个问题，Kreps曾经说他不知道，这对博弈论理论学家来说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维特根斯坦“人遵循规则的悖论”可以联系在一起，在我回复旦之前，大约本月15号，我会在CCER作一个讲座，专门谈一下维特根斯坦悖论问题。
有关奥地利经济学的方法论
ihz问：
奥地利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否己被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当代新制度主义完全吸收？我想问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在前者那里与在后者那里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差别了？
韦森：
首先说，我上次在网上贴的那篇文章说的有些不太恰当，有些过分了。
奥地利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大部分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吸收在内了，但不是全部。奥地利学派——尤其是Mises和Hayek——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知觉和期望的解释，才能理解人们的行为。这一点还没有被新古典主流学派吸收过来，并且在某些方面是逆反的。
张五常与叶航关于“格雷欣定律”的争议
ihz：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略略评论一下张五常教授与叶航教授关于“格雷欣定律”的争议
韦森：
应该说，两个人都有道理。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只想到持币者本人，而是考虑到收币者。五常君实际上是在博弈论的框架中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尽管他对博弈论总是耿耿与怀或者持批评态度，“格雷欣定律”是否工作，这是个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个逻辑推理问题。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一次想把他们拉到一起吃饭，想“一笑泯恩仇”，但可惜五常先生不在上海。
关于宪政
天海散人：
请教韦森先生，张五常在《修宪还不是时候》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自成一家，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虽然还有不少要改进的，但大概来说，效果实在好。这个自成一家的独特经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究竟好在哪里？私产的普及当然重要，但很多算是基于私产制度的国家老是搞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中国今天的弊端，或不足之处，批评的人，连我自己在内，不遗余力。但中国的骄人经济发展显然有独特的办得好的地方，而这些我们漠视了。我认为中国的修宪应该从独特地办得好的地方入手，存其善而去其弊。”以您对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制度，您认为中国的修宪应该从独特地办得好的地方入手，是哪些地方？有哪些重要的经验？尤其是能够影响决策层的。
韦森：
对这个问题我最近读了一些东西，近来也思考很多，但收获甚微。中国的宪政建设之路如何走，这不是我们经济学人的事情，而是法学家和政治学者的事情。要去问季卫东这样的专家。前些日子，五常先生，还有小凯生前，都谈到了宪政改革问题，他们两人都是有洞察力的大家，但毕竟超出了自己的专业来谈问题，于是就遭到一些争议。我们经济学人受专业所限，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所以你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我最近读了一些西方宪政史，也读了一些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书，包括钱穆先生的书，现在正在读，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也不敢多说。但刚读一些宪政史入门的书，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近现代的宪政改革与演变史，在最深层面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的，这就是如何限制和界定清楚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而展开的，不回到这个根本问题，就谈不上宪政改革。宪政建设也不能真正起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济学家能做什么？我觉得能做的是应该了解东西方文明史、经济史和政治制度演变史的前提下，仅仅能向社会和世人说明宪政改革和建设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增加人民福祉。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让人们知道“真问题”在哪里，至于宪政之路如何走，这是法学家、宪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事情。
关于市场、道德和意义
jiangfan：
是市场本身应具备一定的道德因素还是进入市场的人应该带着道德入场？道德在不断追逐市场效率的不断冲击下是否不断退化？市场给每个人以进入权，而现在我们正在追逐效率的同时不断丧失的是自己的退出权，当你放弃追逐效率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再退出来市场呢，按照汪丁丁的话是：回家的路，在哪里？
韦森：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很深的层面上牵扯到市场运行的道德基础问题。市场存在本身意味着是有“道德意识”的参与者在进行的交易和交换，在霍布斯世界里面的豺狼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市场交易产生的。另一个问题，你这里实际上谈到了市场的诚信机制问题，至少浙江以及欧洲近代市场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的深化，诚信制度会逐渐形成。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诚信程度越高。东西方都是如此。这至少是我的观察。
关于一般均衡理论
艳阳天：
您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目前还会有新的突破吗？
韦森：
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大家应该知道，这些年我没有进行过什么主流经济学的思考，可以说这个主流经济学的“逃兵”，但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般均衡”可以说是人类思维的理论颠峰，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里面还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从天上回到人间，不是证明它存在的问题，而是它是怎么在尘世间存在的。
就我自己所读的有限的文献来判断，可能在两个方向上有人对拓展“一般均衡理论”在努力作些工作，一是盖尔在讨价还价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的关系所作的工作，在1986年的paper中，他证明了一般均衡和完美讨价还价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进步，他目前正在继续拓展他的研究领域；二是如何把交易费用融入一般均衡框架中，这里边，如阿罗、Hahh和Niehanes等一些主流经济学的高手，他们从60年代末就想通过贯序经济中货币（阿罗证券）的研究，想把交易费用融入一般均衡框架中。但从96年阿罗所发表最新的文章来看，目前这个方向还是此路不通。所以，大家研究交易费用，我建议去读一些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中Niehanes所写的“交易费用”条目而不是张五常对交易费用的解说。从这个条目的文献中，你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进展。
关于企业理论
fangmm：
韦森教授您好。我的问题关于企业理论方面。从科斯始，交易费用学派基本持企业、市场两分法的观点。威廉姆森更是认为中间组织是不稳定的，但事实是现在外包、战略联盟等种种网络组织大行其道。您觉得应该用什么理论可以更好的解释当前现实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您觉得网络组织会是未来组织的发展趋势还只是一种过渡形态？
韦森：
这个问题张五常先生是高手。他的1984年的那篇文章已经基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企业”这个词本身就错了。科斯的问题只是对古典企业可能有很大的解释力，现在的传销，这是市场还是企业就说不清楚了。科斯的理论解释未来的网络组织可能受到更大的局限。
关于交易费用
陈华荣：
韦森教授《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给张五常指错》说得有道理，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当作证物来证实呢？或者说哪一个国家已经证实了？可否有进一步的案例加以说明？
韦森：
关于交易费用的问题，我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其实我与张五常先生指错，实际上是用张五常的矛攻张五常的盾。严格来说，是用诺思的矛攻张五常的盾。但诺思的矛是张五常造的。因为诺思采取了张五常的交易费用定义。按照诺思和华莱斯1986年的那篇长文，他发现美国从1870年到1970年交易费用占GDP的份额从25％提到45％。张五常自己也曾经讲过，像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交易费用占GDP的份额至少在80％以上。这说明，都可以证实随着经济发展和价格市场深化，交易费用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到底什么是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目前倾向于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种“deadweight loss”才是真正的交易费用。
duandaodi：
请问关于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机会成本于交易成本什么关系？是否是包含关系。
韦森：
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来说，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既然“交易成本”（交易费用）是成本，那么所有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也都是机会成本。但问题的困难是，到现在我们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交易成本”（交易费用）。这个问题思考越深越觉得不可知。
关于语言
花香子：
是我们说语言还是语言说我们？
韦森：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按照语言学或者人类学尤其是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是我们说语言；但是，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哲学，实际上是语言言说，包括言说我们自己。
花香子：
隐喻为什么存在？它是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吗？
韦森：
我近两年读语言哲学的文献，像隐喻问题我还没敢涉猎。但最近我正在撰写一本小册子，《从经济学的语言到语言的经济学》中，我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西方一些研究经济学语言和修辞的学者大量讨论这个问题。在语言哲学中，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一些法国哲学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像罗兰·巴特、利科甚至美国的罗蒂，他们都讨论过隐喻的问题。这与有限理性的问题无关，而直接与语言本身的问题有关。
花香子：
语言的经济分析可能从认知科学中吸取什么？
韦森：
你问的非常好。语言的经济分析可以从认知科学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汪丁丁是专家，并且他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涉及到语言。将来，也许我会把丁丁的东西借过来。
Hammurabi：
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解构的影响
不久前德里达去世。请问韦森教授，德里达在1967年三本奠基性著作中对索绪尔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解构批判，是否对您的语言与制度的经济研究产生了影响？或者，能否简略说说您做为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解构哲学？
韦森：
首先，坦率的说，我一直不喜欢德里达，特别是他的晚期著作。大约2002年他来复旦做讲座，我听了不到10分钟站起来就走了。但是，对德里达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他的《文字学》，我读过以后深受启发。他对西方logos中心主义的批判虽然不是致命的，也没有动摇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中logos中心主义的根基，但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中国的这种图象文字与思维的关系，德里达的一些见解非常值得参考。在我将要出版的《经济学与哲学》（2005年1月即将出版）我讨论了一点德里达，在我的另一个书稿《语言与制序》里面较多的讨论了德里达的一些东西。总的来说，近两年读德里达的一些东西，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德里达为表达自己思想不计世人的评价，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人效法。
有关国企改革的问题
时光：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很多经济学家说国有企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我想请韦森教授您谈谈您的看法。
韦森：
应该说在出国前好多年，包括我1986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持这种看法。但回国以后，我基本上没大思考国企改革问题。但我比较同意樊纲在国企问题上的看法。我觉得应该把国企交给市场。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读书
杜大肚：
请问韦森老师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如题，谢谢。
韦森：
影响最大的书就是古留加的《康德传》，当时我正在读大四，痴迷于黑格尔的哲学，大量读他的东西。当我借到古留加的《康德传》之后，在寝室里读的时候，感动的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崇拜着康德。对康德哲学和康德的人生之路总是有一种敬仰之情。
经济学的立足点
花香子：您认为您自己的经济学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基础立足点是什么？
韦森：
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是我来参加今天的访谈藏在我心底最深的一个问题。近来我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我自己也无法回答。不停地思考着，不停地探索，不停地问自己，我好像并没什么立足点。刚才我谈到如果将来我继续沿着思辩理论方向推进的话，我会努力把道德推理植入经济学的制度思考。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如果我还继续沿着思辩的道路走下去的话，我会这么做。近来我常常说，学问学问，问中学，学中问。不是问他人，而是问自己。不求他人理解，更不计他人误解，但愿自己能理出一条思路来，就足矣了。这就是我的立足点吧。
寄语
韦森：
各位网友都知道，这些年我没有做主流经济学。但是，我从南到北，从上海到北京，都一再呼吁要“主流、主流、再主流！”
这里，我想对青年朋友们说：没有现代分析技术不能吃理论经济学这碗饭，但经济学永远是思想，而不是技术。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发展需要掌握现代分析技术，尤其是数学。但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推进到目前这个格局中，更需要思想，更需要反思。希望青年朋友们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有一种前瞻性的反思。
（根据12月3日网络访谈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名家茶坊：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