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甚不公平问题，已引起国内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在中国学界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这里我只是想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平，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决非只是一个伦理学和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而可能与我们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休戚相关。

 

　　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路径是，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与经济增长同步发生，从而能使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只由一部分人——甚至极少数人——独享经济增长的好处。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却呈现出了明显的背离。实际情形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从中国历史来看，如若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将会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最终也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收入分配不公，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形成。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要高，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社会的消费需求一般会越强劲。目前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当今中国，实际情形是“富人有钱无处花，穷人有钱不敢花”。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各阶层的人士，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对自己和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较多，人们不清楚这个社会将走向何处去，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即使有了一些钱，出于养老、医疗和孩子教育等等方面的考虑，还是毋宁把它存起来，而不愿去进行当期消费。

 

　　当前这种收入分配甚不公平的格局，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将会非常不利。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经济增长一般要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这些年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两驾马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多年来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每年外贸出口的强劲不衰这多年来也对高速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然而，这种格局能延续多久？如果人民币升值了，外贸出口增长的速率降下来，中国就能光靠投资一架发动机就能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由此来判断，如果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动机不能真正启动并有一个持续的强劲增长，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显然难能保持。就此而论，现在确实需要政府花大力气来处理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一个相对快的增加。因而，即使是从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社会长治久安来看，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且差距继续拉大也是一个亟需加以解决的头等社会问题。

 

　　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前些日子，政府强制吁求年收入超过12万的人士自己的申报年收入和纳税状况，并已经实行了高额收入累进税制，这显然都是些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对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问题用处似乎并不大。因为，造成当今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人们工薪收入，而是那些很难用税收杠杆来调节的一些“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这自然就牵涉到对近些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的分析和判断问题了。

 

　　当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原因到底在哪里？许多人认为，现今中国的富人多为民营企业家；但我的判断却是，在当今中国，真正富的，未必是他们。当今中国的富人，到底是哪些人？简单来说，目前真正富的人，可能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这样那样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也是人们对目前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因之，当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存在收入上的“不均”，应该是常态，但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人们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或者说是发财致富的机会不均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上也有差异，这才是一些人迅速富起来的主要原因，而这显然又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要真正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且继续拉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启动并渐进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与法治政制建设，从而真正深化市场改革进程。要达致这一目标，首先当做的事，还是要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以期用真正能进行违宪诉讼的宪法和相应的行政法规约束住政府公务员任意干预市场过程的自由裁量权，并进而加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堵塞权力寻租的渠道，从根子上切断那些与权力有关的人的“隐型收入”和“灰色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