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问题最终有赖于启动民主政治建设
—— 韦森答一个学生的来信
尊敬的韦森老师：
您好！很冒昧的给您写信，一直关注您的博克，非常尊敬您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仁厚的品格，刚才花了近两个小时看了您8月31日关于通胀的博文及所有评论，有一些个人的疑问和认识想跟您说说。
首先，关于这次通胀成因，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成本推动型的，有的认为是由于流动性过剩，有的认为只是个短期供求关系影响的现象，有的认为是结构型通胀，但我认为更应该关心的是通胀所造成的影响。通货膨胀有强烈的财富分配作用，我认为实际上本轮通胀给低收入群体，包括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带来的净收益应该是负的。我来自农村，以我的观察，首先这个群体的议价能力相对非常有限，所享受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得益非常有限，甚至不能补贴其他消费品物价的上涨，而且，至少在我家那边，农民的主要收入已经不是来自于农业了。本轮通胀最大的得益者还是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在负的实际利率，手中的钱迅速贬值的时候，中产家庭都能借助金融市场（主要是将存款转移到近一两年总体形势大好的股票和基金市场）或者重新配置资产（如提前购置房产等）来保值，但是低收入群体和广大农民并没有这种保值渠道，何况这些保值措施本身又进一步会推动通胀的螺旋上升从而加重对低收入群体的盘剥。
（偏离一下话题，关于农民增收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但由于是“肉食者谋之”，所以三农问题年年谈，农民处境从没见好过，不过我非常赞同您“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最需要做的，是减少市场供求信息的不对称，以减少农民生产的“盲目性”的观点。）
其次，说几句敏感一点的话。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但是这个美好的链条断节了，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步很好的实现了，第二步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这并不是低水平陷阱，也不是给定一个初始禀赋后经济就将收敛到的稳态均衡，这里面都是人的因素，是制度因素，是罪恶！
最后，看到评论中那么多的不理解甚至谩骂，我觉得，我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您所说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个根源性的问题或者说矛盾已经进入了大众的情绪并影响其判断和行为，但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更多的还是忧心，这个社会目前暗流涌动，黑砖窑、房价、腐败、医疗、教育、通胀……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引起群情激愤，这些激愤在堆积，会有大爆发的那一天么？我很忧心，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个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问题，而究其根源，又在于政治体制。
面对这个暗流涌动的社会，出于社会良心，一个经济学者或者学生能做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当我们发现矛盾的根源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体制的时候？我近期写过收入差距与公共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论文，也在纯理论框架下分析过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但是我感觉自己的理论触及不到现实，力量太过于薄弱，以至于裹挟于万千大众洪流般的呼吸声脉搏声中时，总有书生无用之叹。您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阔的见识，尤其是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您能否谈谈当代中国要怎样才能改变当前不平等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的机制，从而缓和甚至化解当前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果答案是民主和宪政，在一个专制的政体下要怎样才能合理而温和地实现？我记得周业安老师似乎曾经说过逐渐在体制内部形成多个利益集团，利用利益集团间的博弈来达到分权和民主宪政，我认为这也许是最可行最小成本的方案了，您的看法呢？
一个迷惑中的学生
2007-9-14凌晨
【以下是韦森的回复】
亲爱的同学，
谢谢您的来信！从惠书中所提出的问题看，您显然是细读了我那篇“如何看待近来的物价上涨？”的“博文”，并读懂了我那篇文章的真正涵义。说到底，我那篇“博文”所要传达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在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近些年的低通胀历史时期的当下，中国近两三个月出现了一些“通胀率”抬头的现象，目前看来还不甚“可怕”，真正令人担忧的倒并不是通胀本身，而是这些年中国社会中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极度不公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率抬头，将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使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更多，进而日子更为窘迫。这一点您在来信中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了，事实上,这也已为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意识到了。当然，这一点我在上一篇“博文”中也谈到了。
为什么会在中国此时出现通胀率抬头的现象？最近经济学界对此讨论得很多，议论和观点也很多。我的看法比较简单，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钱”都太多了（当然，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这“钱多现象”之外），或用当前经济学界和金融界人士所常用的术语来说，“中国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又在多年高速增长中保持着“前冲”的惯性，通胀率抬头，那不是在所难免？一句话说完，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流动性严重过剩”的格局中，物价上涨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通货膨胀，总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机制和社会过程，通胀总会进一步损害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目前中国颇具改革刚性和张力的政治体制格局中，中国“平民百姓”（据李炜光教授考，这个词有贬意，但是由于在当今中国还没有“选民”这个概念，绝大多数人的“公民”意识还很薄弱的情况下，看来目前我们还只得暂时借用这个“名副其实”的词）又能做什么？或者换句话说，那些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家庭以及几亿中国农民又能做什么？现在真想不出来。
通胀来了，势在必然，但我们的政府决策者以及一些政策咨询“经济学家”们在干什么？他们近来主要关注的似乎是通过一些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和金融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率抬头的趋势，这就是他们最近所常言的“打出一组‘组合拳’”来遏制通胀的招数。这些“组合拳招数”能否奏效？我目前甚为怀疑。我感觉，这些“组合拳”，大都是些“扬汤止沸”的招数，凭借中国政府尤其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就能遏止住当前通胀率抬头的势头？我真的很怀疑。但是，除此之外，政府决策者又还有多少其它招数可用？
通胀率在抬头，而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咨询经济学家们”的“工具箱”中又没有多少工具可用，他们的“锦囊”中又有多少“妙计”？我们似乎也不得而知了，这可怎么办！我那篇博文的真正意思是，既然这波通胀要来，且似乎有些不可避免，那么，政府要做的，与其说是要通过一些宏观政策来“改变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以避免造成循环的通货膨胀”（这一招说到底是通过欺蒙各界“人士”的办法来让他们相信恶性“通胀”不会回来），不如首先意识到通胀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并尽可能地予以补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历了近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社会之暂且平安，或言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当然，正如你来信中所注意到的，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安排中，尽管中国政府的税收这些年都在以百分之二十几甚至三十几的速率高速增长着，但是政府经济政策决策者有多少意愿并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改善中国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此我们还不敢妄加估计。即使政府宏观政策决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愿意这样做了，但在目前颇具刚性的政治体制安排中——甚至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各级政府部门官员腐败之风如此盛行的政治科层机制中，他们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其收效又将会如何？这些都值得怀疑。
正如你在来信中所谈到的，同时也是我在那篇“如何看待近来的物价上涨？”一文中提出但未能展开讲的，要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极度不均且有继续拉大趋势的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有赖于启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建设。正如这多年来我一再呼吁的，只有在宪政民主政治下，才能有望最终解决市场经济秩序自发扩展过程中一种甚难避免的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潜势。从人类近代史和当代史来看，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以及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资源配置体制”转型过程中，都会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出现一些人快速富了起来，而社会的大多数阶层却在收入分配与财富占有上改善甚微的历史现象。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遏制，或言不能避免，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大国，很容易滑向一种人们所常说的那种“权贵资本主义”。
只有宪政民主建设，或言只有达到法治国阶段，才能最终解决社会收入和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这是我近来的文章所要传递出来的一个核心意思。这一点你显然注意到了。我的这种判断，还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学界所理解。至少有不少人认为，要在学理上说清楚这一点，目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我也不想做太多的理论说明了，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那些实行宪政民主政治的国家里的居民的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一般比一些独裁专制国家要平均得多。譬如，按照前两年的一些研究，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英国的基尼系数大致在36%，法国32.7%，德国30%，澳大利亚35.2%，日本24.9%，意大利27.3%，韩国31.6%。印度这个发展中的低收入民主国家，基尼系数这些年一直维持在37－38%之间，就连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也一直保持在41%以下。相比较而言，那些低收入的政治专制独裁国家，以及一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就非常不均，且有继续恶化趋势。譬如，低收入国家中的赞比亚、尼日利亚、马里、冈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下中等收入国家中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等国，其贫困人口比率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下中等收入国家高得多。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巴西、墨西哥、南非、巴拿马、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也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上中等收入国家高得多。另外，一些转型国家，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趋势，如俄罗斯在1989-1998年间，基尼系数就上升了2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了2.74个百分点，在1998年就达到了48.7%，高于中国近些年的4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转型国家在实行民主化改革后，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如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等国，在90年代中期以后，它们的基尼系数都出现了下降。这也说明了民主政治改革有减缓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当然，如果从各国的发展经验认定宪政民主政治建设在一些给定的条件下会有改善社会收入和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作用，那么，又如何在我国、在适当时机启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复旦、中国各地以及国外一些大学讲演时，总有人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对此，我现在只能回答：这是一个政治学者和宪法学界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这里实在不敢贸然置啄。另外，我个人还有一个感觉，在经历了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官僚政治统治和数十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社会中，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议，都不容易推行。但是，千里之行，应该始于足下。既然未来中国的民主法治政治体制建设势不可免，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现在起就向这个方向努力。别的不说，就拿在（共产）党内进行直接民主选举试验来说，至少这在目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格局中，还是可行的吧！
拉拉杂杂讲这么多，不一定对，希望能得到您和诸多网友的批评指正。
祝新学期一切顺利！
韦森于2007-9-14晨谨识于复旦
韦森老师：
看到您在博克中的回复了，多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复一个不知名的学生的来信。
您用大标题明确的指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继续拉大问题最终有赖于启动民主政治建设。您所提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了民主化改革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负相关关系。现在问题转到了（正如您文中提及的以及网友评论论及的），民主政治改革如何有效的启动起来？其内生启动机制和可行性有效性如何？在既得利益者掌握着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制定权力时，如何推动民主政治改革？
人大聂辉华老师指出：改革是一个与虎谋皮的过程。我认为，如何从虎身上谋到我们所需要的皮呢？靠哄靠骗还是靠抢？有没有其他途径？如果民主政治改革能展开，可以预料的一种可能模式是：由收入不均造成的矛盾逐渐加剧到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要求改革的力量，最终推动利益集团做出让步，然后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有人认为，依靠大众发动的改革，由于难以解决搭便车问题，因此必然在集体行动中失败。而且，如何才能促使利益集团让步呢？毕竟让出的是“虎”身之“皮”。聂辉华老师给出了一种出路：“既得利益者不是铁板一块，改革可能使得部分掌权的既得利益者受益，而使部分人受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内部的收益不对称，这是解决集体性动的关键。如果改革使得部分掌权的既得利益者收益，他们完全可能领导民众击败其他阻碍改革的掌权的既得利益者。”任何坚固的堡垒，从内部进攻才最易击破，通过分化虎群这种迂回策略，达到客观上有利于大众的结果，这也许是启动民主政治改革的一种途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得未来的改革主导者（目前的部分既得利益者）和加总的社会总福利的方向是一致的呢？这是聂辉华老师策略的一个前提条件。
您所提出的努力方向是从党内直接民主选举等做起，这算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吧。您都说对政治学者和宪法学界的问题不敢贸然置喙，我实在也不敢多做猜测或评论，只是总是忧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快三十年了，政治体制改革却一直脱节，我总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不知二三十年后看中国，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学生敬上 2007-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