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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与他的道德博弈说

  解读汪丁丁,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痛苦。汪丁丁的文章常常给人一种心灵的震颤,不是因为他的结论,而是他的提问以及提问的方式。为了写这篇文章,不得不把手头所有的汪丁丁文集从头至尾看了两三遍,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汪丁丁在某本文集的自序中写到“我的道德哲学思考贯穿着收录在这里的几乎全部论文。”于我来说,只能在汪丁丁对道德哲学的全部思考中,择几与本专题有直接关系的,将其概括为“道德博弈说”介绍给《经济学消息报》的读者们。(以下引文均出自汪丁丁的三本文集《永远的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我思考的经济学》)
  汪丁丁说,“每一个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的和道德的双重涵义。”我理解,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类行为遵循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准则,一种是“功利的”,另一种是“道德的”;其二,人类行为永远是“功利”与“道德”双重选择的结果。所谓“功利选择”即“做为某种‘价值’的最大化原则的理性,这也是经济学家所坚持着的理性假设。”至于“道德”或“道德选择”,汪丁丁说“我所理解的道德,其核心部分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合作的知识。”而人与人的合作,正是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按汪丁丁的说法,“道德共识”实际上就是博弈论意义上人类合作行为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作为人类理性选择的依据,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是完全不同的。在博弈均衡(比如纳什均衡)的过程中,“这一‘理性’假设不考虑‘最大化原则’,它之为理性在于它的兼容性,也叫做‘一致性’假设。”结论:人类行为遵循(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化原则”与(博弈论意义上的)“一致性规则”的双重理性选择。
  但是从“双重理性”出发的汪丁丁,仍然无法回避我们曾经提出的命题:承认“最大化”是理性的唯一原则,我们就难以阐释人类的道德行为;否认“最大化”是理性的唯一原则,现代经济理论的根基就面临崩塌的危险。作为经济学家,汪丁丁的痛苦与矛盾也许就发端于此。他说,“沿着这条路线走,经济理论的清晰性所要求的彻底性就产生了博弈论对许多个人选择的总体功利效果的(没有任何‘最大化’目标的)描述。所有这些表述都不带有,为了理论的清晰性也不应当带有道德涵义。但是‘我的’经济学所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当因为经济学的表述上的彻底性而忘记了个人选择的道德涵义。······我的经济学努力的很大部分,至少在最近几年内,是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经济学的局限性。”作为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汪丁丁觉得有必要进一步申明:“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涵义”,“个体行为规则而不是个体行为的某种‘最大化原则’,应当成为经济学描述世界的出发点。”
  如此说来,汪丁丁对道德哲学的思考也许隐含着这样的“结论”:博弈论的“规则理性”应该包容经济学的“最大化理性”,或者经济学的“最大化理性”只是博弈论“规则理性”的一个特例。他确实说过,“‘规则理性’的问题之一是对‘规则’本身的理解。效用函数的极大化可以被认为是一条规则,基因延续假设也是一条规则。所以‘规则’理性包容了最广泛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理解,就错看了汪丁丁。汪丁丁之所以是汪丁丁,正在于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他来说,结论从来是次要的。他对世界的理解,从来不会停滞在一个有限的截面上。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汪丁丁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不断的“提问”。针对上文提到的“结论”,他马上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可能性里,哪一个是被经济学家预期要实现的呢?理论如果不能预期,是否还有意义呢?更深的问题还在于:人,难道就象其它生物一样,仅仅遵从规则吗?人的思考能力被取消了吗?”他并不试图给出答案。这样一来,汪丁丁对道德哲学的思考又把我们带回了问题的起点。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被汪丁丁经常谈及的“无限回归推理”?
  汪丁丁是痛苦的。透过才气横溢、博大恢宏的阐述,我所解读的汪丁丁——在他身上几乎凝聚了所有“现代性”的深刻矛盾:道德与理性、自由与传统、信仰与知识 ······ 。难怪站在夏威夷的棕榈树下,面对南太平洋的暖风,汪丁丁会发出如此摄人心魄的叹息:“在大海旁边,我感受到‘必死的生命’的叹息,感受到人的‘神性’绝望地要求超越‘有限’的悸动”,“我眼睛里的大海和蓝天,是凝固在那里的。因为我找不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向,又不愿意滞留在平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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