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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偏好与效用理论的研究纲要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选题意义

    1. 研究现状述评:

    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自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萨缪尔森提出“显示偏好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 从“基数”到“序数”、从“经验”到“数理”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显示偏好理论”的逐步完善,主流效用理论已趋于定型;但我们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后,效用理论的研究悄然出现了一股逆主流而动的趋势,表现出一种从“狭义”向“广义”、从“序数”向“基数”、从“数理”向“经验”回归的倾向——

    (1) 以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效用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早期文献中,效用的外延比较宽泛,既可描述物质财富,也可描述名誉、尊严、道德等精神财富,这是一种广义的效用范式;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效用的含义日趋狭窄,仅用来描述商品与劳务的消费,这是一种狭义的效用范式;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1976)通过“扩展的效用函数”把经济学的方法用于整个人类行为的分析,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广义效用范式回归的倾向。
   (2) 以海撒尼、阿马蒂亚·森和黄有光为代表的新基数效用论
    “边际效用理论”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而希克斯等人对效用可以计量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建立了“序数效用论”;但效用的“排序”只是就同一主体而言,如果要对不同主体间的效用进行比较,经济学家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效用的“基数”性质;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撒尼(1997)对“知情偏好”的研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1980)对“复合效用”的研究,以及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1996)对“偏好强度”的研究,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基数效用论”回归的倾向。
   (3) 以J. Robson 和Zywick 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效用论
    在早期的效用理论中,偏好与效用是与个人经验直接相关的范畴,但在“显示偏好理论”中,偏好与效用却被演绎成了纯粹的数学公理,完全失去了经验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后效用理论的最新进展表明,以美国西安大略大学J. Robson(1996)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Zywick(2001)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演进博弈论的层面来考察偏好与效用,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向经验主义回归的倾向。

    2. 选题意义:

    (1)效用(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生产者)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两大支柱,但主流效用理论自“显示偏好理论”以后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两者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本课题在综合与拓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主流效用理论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力图在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加实证的效用理论体系,从而促进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2) 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其基础和核心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上,一直被视作西方人的“专利”;本课题的研究有望打破西方经济学家的垄断,在这一理论最基础、最核心的层面上取得某些重要突破,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在基础理论和前沿研究领域与西方经济学家平等对话,并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主要观点
   
    1. 基本思路与方法:

           理论批判——
       (1)对“显示偏好理论”的批判
    (2)对“序数效用论”的批判
    (3)对“狭义效用范式”的批判

           理论重构——
       (1)在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重构效用范式的经验基础
    (2)运用现代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方法重构“基数效用论”
       (3)在上述基础上构建一个体现人类整体行为模式的“广义效用”理论体系

    2. 主要观点:

   (1)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必须可以被经验所反驳,而数学证明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违背数学逻辑的肯定不是科学,但符合数学逻辑的未必一定是科学,是不是科学最终要由经验(实践)来验证;西方经济学主流效用理论把“偏好”与“效用”演绎成纯粹的数学公理,使其失去了经验、从而也就是科学的基础;为了重新构建效用理论的经验基础,我们根据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把偏好定义为“在一定外部条件下,能够重复出现并引发某种特定行为倾向的生理或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而把效用定义为“随着偏好的满足,行为主体在生理或心理上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时所产生的一系列表徵与感受”;正如实证经验所显示的:如果“偏好”得不到满足,人体内部的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压力,当压力超过一个阈值,人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偏好,以舒缓身心的紧张状态; 因此,“偏好”与“效用”可以看作一种行为主体控制自身行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负反馈机制,这一视角不但与现有的效用理论没有冲突,而且恰恰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坚实的经验基础。(参见叶航:“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批判”载《经济学家》2003年第1期)

   (2)“效用最大化”是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预设,但这个预设事实上是建立在“基数效用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也许可以在“序数”的基础上比较同一个主体的效用,但如果涉及到不同的效用主体,比如福利经济学必须面对的问题,经济学家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效用的“基数”性质;如果把“偏好”与“效用”看作一个行为主体控制自身行为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则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将不难证明,这一机制是以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或神经动力学的传导为基础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机制的表徵是可观察和可统计的;我们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设计出不同的、可以重复进行的心理试验或测试方案,通过一组“无量纲矢数”来记录和描述体现“偏好”与“效用”的心理感觉以及这种感觉的强弱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效用的计量问题最终是可以解决的。(参见叶航:“经济学与心理学:一个可以期待的融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西方经济学主流效用理论在狭义效用范式下把人的偏好抽象成单一的经济偏好,把人的追求抽象成单一的物质追求,把一个丰富的、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社会人抽象成一个冰冷的、只善于功利计算的经济动物;事实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与兴趣、情感、审美、道德、正义、甚至宗教与信仰等诸多非经济偏好有极大的关联,经济学把它们全部视作外生变量,其实证性与科学性非常令人怀疑;建立在实证和经验基础上的效用理论说明,人类的行为虽然形态各异,但随着行为的实施使偏好得到满足,从而舒缓人们身心的紧张状态则是一个相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带给人的生理或心理上的感受就是所谓的“效用”,因此我们可以把广义的效用范式定义为“行为主体在任一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人类所有的目的性行为都看作一个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偏好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据此构建的广义效用函数既可以包括人类的经济偏好,也可以包括人类的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人类行为将依据一定的偏好序列和偏好结构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人类行为的整体模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互动性;而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及其建立在这一范式基础上的全部分析范例和结论,则将成为该体系的一个特例。(参见叶航:“广义效用论——经济学效用范式重构”载美国《中国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三、相关成果和主要参考文献

    1. 相关研究成果

 (1)专著:合作经济理论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2)课题:新古典经济理性批判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3)课题:消费者效用的心理学基础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日本东京大学)
 (4)课题:人类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浙江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5)论文: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批判            载《经济学家》2003年第1期
 (6)论文:经济学与心理学:一个可以期待的融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7)论文: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和经济学解释      第2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
 (8)论文:批判与重构——现代经济学效用范式反思
           《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9)论文:爱的理性与艺术                 载《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5月24日
 (10)论文:Generalization of the Economic Approach and it’s Significance
                                        载《ICIED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4月
 (11)论文:广义效用假说                  载《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2)论文: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    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获2002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2等奖) 
 (13)论文:广义效用论——经济学效用范式重
                                        载《中国经济评论》(美国)2001年第1期
                      (获2001年浙江省经济学会优秀论文2等奖)
 (14)论文:超越经济理性的人类道德     载《经济学家》2000年第5期
                      (获2001年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
 (15)论文:谈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2月19日~4月23日连载
      
    2. 主要参考文献

(1)贝克尔,1976:《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贝克尔,1996:《口味的经济学分析》,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出版。
(3)Becker,1976:“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4,(sep.1976),pp.817-26。
(4)Amartya Sen,1979:“Personal Utilities and Public Judgements:or What's Wrong with
             Welfare Economics?”,Economic Journal,Vol. 89(September),pp.537-558。
(5)Amartya Sen,1980:“Plural Ut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1,1980       
(6)Amartya Sen,1984:“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7)Yew-Kwang Ng & Ian Wills,1994:“Welfare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me Article,in Knowledg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n Insight into the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UNESCO Publishing / EOLSS Publishers,Paris
      France. Vol. 3,pp. 485-506。
(8)Yew-Kwang Ng,1996:“Happiness Surveys: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
     (1996):pp.1-27。
(9)J.robson,2001:“The Biological Basis of Economic Behavior”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XXXIX (March 2001),pp. 11-33
(10)J.Robson,1996:“A Biological Basis for Expected and Non-expected Utility”,
      J. Econ. Theory 68 (February 1996):39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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