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宏观经济“预测技术”与“模型”
1993年，中央为了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决定进行第三次宏观紧缩。这次紧缩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熔基（代央行行长）主抓。为了防止前两次紧缩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教训，中央在紧缩伊始就强调“软着陆”并提出了调控的目标：把过热的经济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把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左右。经过三年的努力，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8%，通货膨胀率为6.1%。这次调控的问题在于，如果调控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应该在1996年及时改变调控的政策取向，即便不由“紧缩”改为“扩张”，起码也应该停止“紧缩”而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道理很简单，如果病人的病已经治好，就应该停止用药；继续用药，无疑会产生副作用。根据这一判断，1996年以后，我曾经在宏观经济学课堂和有关学术讨论会上多次指出：如果不及时改变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我国经济将面临衰退的危险。但，直至1998年1月，我国仍然在实行所谓“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可参阅199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就导致了1996年以后的经济偏冷（衰退）。
1998年2月以后，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偏冷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央决定实行以“启动内需”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首先启动的是扩张的货币政策，连续下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从1995年的25%左右一直调至不足2%的水平），并于1998年下半年启动大力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基于我国大约2年左右的“调控政策时滞”，我1998年年底就曾经撰文预测，我国经济有望在2000年左右回升。1999年，我多次在我的宏观经济学课堂上预测，2000年将是这轮长达8年经济衰退的“拐点”。因此，这是企业进行战略投资最佳的时机。当然，也是个人和家庭投资房产最佳的时机。在给研究生进修班和MBA上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我还就学生提出的有关经济回升与证券市场的关系问题，明确回答：由于股票市场往往超前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一轮大的上升行情是完全可以预计的。而且，由于经济的回升主要依赖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轮行情的启动将首先是那些在政府财政投资中获益的行业。1999年5月19日，中国股票市场果然爆发了一场自成立以来最大的“牛市”行情，上证指数从1000点左右启动，一路拉升至2200多点。而且，这波行情的“领涨股”，也正如我事前预测的，从水泥、建材板块开始，向公用事业、能源、钢铁板块扩散。而2000年，整个国民经济也结束了长达8年的滑落，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的第一次回升。
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拐点”的出现，我曾经多次（包括讲课、讲演和撰文）指出：既然经济已经回升，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及时改变取向；否则，经济复苏将改变其内在的轨迹变得过于陡峭，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过热。但是，1998 年至2004 年期间，我国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由此拉动的投资总规模超过5 万亿元，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6.7%。与此同时，2000年至2003年间，我国的流通货币以每年20-30%的速率增长。毋庸置疑，正是这一连串的扩张政策导致了2003年以后出现的经济过热，而最终使中央不得不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了第四次，也是目前仍在进行的宏观紧缩。但是，正如我在这次宏观紧缩一开始推出时就预测过的那样：本轮调控已经丧失了最佳时机（即2000年），由此决定了经济高位运行的趋势难以马上扭转，并进一步引发本轮调控政策的“长期性”和“强硬性”,从而成为新一轮经济衰退的诱因。我预测2008年将成为我国经济从增长进入又一次衰退的“拐点”，还有两个“辅助”理由的支持：一是奥运的召开将最终使奥运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消退，二是这轮经济周期从上一个高点（1992年）下来，走了8年的下降通道（2000年出现拐点），而按照周期对称的原理（当然，会有例外），如果走出8年的上升通道，其高点恰好在2008年（2000-2008）。
上述预测的道理非常简单，我不妨先举一个通俗的例子，看看那些刚考出“本本”的驾驶新手如何应对十字路口的红灯就可以了：他们总是到了最后关头（否则就要过线扣点了）才紧踩刹车，刹得车里的人东倒西歪，这就是所谓的“硬着陆”。而一个有经验的驾驶者，早就应该观察到路口的红灯了，提前用多次小力度的“点刹”（轻踩刹车）把车速降下来，真到了红灯面前，只需轻轻踩住刹车就可以使车子稳稳停住，这才是所谓的“软着陆”。于此，我们可以明白美联储（美国央行）总裁格林斯潘为什么总是在一般人觉得美国经济运行得很“正常”的时候，不断推出小力度调控措施，而中国政府总是在某种趋势已经完全明朗化的时候才不得不进行调控的本质区别了。原来，中国政府只是一个刚拿到“本本”的驾驶新手！
驾驶新手的弱点在于：第一，缺乏提前决策的能力，只有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第二，由于任何措施的真正奏效都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时滞），因此使调控措施与调控对象之间产生了一个“时空背离”，导致一系列险象环生的“调控综合症”。正如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解释预期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时所指出的：“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而正是基于我对中国政府在历次宏观调控过程中蹩脚表现的观察和判断，我才能非常成功地多次“预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趋势。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格林斯潘，我想我的这些“预测”就该寿寝正终了。我真心希望我“预测术”在将来某一天能够寿寝正终！
最后，我把我的上述预测方法的简单模型公布于众（其相应的数学模型省略），如果你怕烦也可以不用看，因为它的基本思想在以上文字中已经完全表达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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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纵轴G代表经济增长率,横轴T代表时间；曲线G1代表经济增长自身的波动，G2代表政府调控的理想波动，G3代表政府调控后的实际波动。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了熨平过大的经济波动G1，使其具有G2的理想形态。但如果政府调控的时机把握不当，却反而会加大经济的波动，如G3所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在于政府在经济波动谷底阶段推出的扩张政策，由于时滞却在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回升趋势时才发生作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过快；而政府在经济波动高峰阶段推出的紧缩政策，由于时滞却在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回落趋势时才发生作用，从而导致经济过冷。在这个例子中，正是时滞的作用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产生了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的效应，结果不是熨平了经济增长的波幅，反而加剧了经济波动。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成功的、科学的宏观调控应该比上图的调控位置提早一个“节拍”即在经济状态处于横轴时就开始出台相应的调控政策；这样，当调控政策经过一个“时滞”发生作用时，正好可以熨平过大的经济波动。当然，中国如果要做到这点，可能还需要对目前的政治决策体制和金融调控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一个建立在“三权分离”基础上的“美联储”以及中国自己的格林斯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