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在两篇博文中谈了“南堡油田属于谁？”这个问题。我发现，对这样一个事关我们自身权利的重大问题，大部分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事实上，宪法赋予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远不止一个南堡油田。所有国有资产的权益，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你和我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只不过是我们聘用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帮助我们料理公共财产和公共事务的“代理人”罢了。
30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小鱼轮载着一批饱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驶离大不列颠岛。在经历了风暴、饥饿、疾病、死亡和绝望的65天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没有国王、没有教廷新大陆。但面对这个自由的天地，他们反而犹豫了。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监狱、甚至没有任何权威，他们将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后再上岸。于是，经过十分激烈的讨论，他们终于签署了一份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公约”，规定了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并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保证遵守与服从。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正是在它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个新型的、由民众自治的现代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当人类告别了皇权统治以后，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都应该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的基础上。事实上，这就是罗尔斯所谓的在“无知之幕”下建立的“社会正义”和布堪南所谓“一致同意”的“宪政”基础。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所谓的“社会合宜”性。所有这一切，是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规定。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体得以存在的基石。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詹姆斯•堪南继承奥地利学派维克塞尔的思想传统，论证了政治行为本质上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市场中交易倾向的原理。在布堪南看来，人类的政治行为无非是关于人们利益冲突的集体选择过程。对于这一选择，布堪南则主张将其分为两类处理：一是可以获得“一致同意”的关于社会选择基本规则的制度安排，如涉及平等、正义、人权等内容的基本宪法制度；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配制，如经济体制、发展战略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的分配。对于后者，布堪南认为，既使按照多数规则无法达成统一的社会意见，但通过“互投赞成票”的“政治交易”，也能达成一致的公共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但如果要实现布堪南的“政治交易”，我们就要确定相应的“交易者”和“交易议题”，即布堪南称之为“议案”（issue）与“同盟”的对应。相对于奥尔森所谓的“流寇”和“座寇”两类独裁，现实的政治独裁更倾向于表现为：不让应该参与决策的社会成员参与相关的社会选择，或者不让应该进入社会选择的议题进入相关的社会选择。因此，从一个更深刻的角度看，独裁的本质是对他人社会选择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既可以是对选择参与权的剥夺，也可以是对选择议题的剥夺。
例如，给定a是利益共同体A的代表，b是利益共同体B的代表，c是利益共同体C的代表；那么，作为社会选择议题的“候选人名单”则直接决定了哪些人能够真正作为社会选择的主体进入社会选择过程；如果“候选人名单”只有a和b，不管利益共同体C的成员是否参与了投票选举，他们事实上已经被排除出了该项社会选择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业·森当年在论及印度的“民主政治”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关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免于饥饿”没有成为社会选择的议题，穷人们“神圣”的选择权和投票权就成了一种虚假的摆设。
对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迁来说，要解决有如“南堡油田属于谁”这样有关宪政基础的大问题，也许需要两个方面的巨大努力：第一，让应该参与决策的社会成员参与相关的社会选择过程；第二，让应该进入社会选择的议题进入与此相关的社会选择过程。从长远看，完善社会主义的宪政与民主，建立一个利益各方都能够进行平等政治交易的、公正的政治环境，既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过去的30年，由于中国引入了一个“经济市场”，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垄断，让中国人民有了经济自主权，从而极大调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的30年，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依靠什么？我认为，必须引入一个“政治市场”，打破传统的政治垄断，让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权，在布堪南“一致同意”的宪政保障基础上，极大调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民主参与性，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因此，经济市场的确立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而政治市场的确立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后一个任务比前者更艰巨、更困难，但这是中国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惟一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