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语的按语：不知怎么回事，最近接连读到两篇我非常不愿意读的东西：一篇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留言中转贴给我的关于格瓦拉的一段话，另一篇是我的好友罗卫东在自己的博客上转贴的一篇关于特蕾莎修女的文章。之所以不愿意读（事实上我也没有读完），是因为格瓦拉和特蕾莎刚好是我的两个偶像。这是一个拒绝偶像的时代，虽然有那么多人仍然在崇拜着天王歌星和超级女生。但似乎，有偶像就是一个人不成熟的表现。甚至，如下面那篇按语所说，偶像就是不理性的表现。因为，“理性，正是人类在自我认识上显得最需要。不妨说，所谓启蒙，就是就是勇敢地运用理性来面对自己和其他人！”这个世界果真是这样的吗？理性就应该拒绝偶像吗？或者，任何与理性相悖的行为都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吗？我们看到，理性事实上已经成了自利甚至自私的另一种称呼。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事实上，关于格瓦拉和特蕾莎的流言蜚语，早已有所耳闻，但它就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真理吗？我们不是也可以怀疑这些说法的别有用心吗？为了理性，我们真的应该拒绝偶像吗？
一、关于格瓦拉的留言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他的《摩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在其他时候，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更是分不清普通的死亡和殉难之间的轻重。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当时，他们亲眼看到革命政府被推翻。格瓦拉在信中叙述：“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
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斗胜利后，格瓦拉的部队开进哈瓦那，他策划处死以及放纵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个。这些人中包括证据确凿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该在错误时间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无辜的人。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记者有幸拜见格瓦拉，会见的地点即在卡瓦尼亚堡监狱的格瓦拉办公室里。斯台芬准时到达，正好听见格瓦拉向他的执刑队下达命令“Fuego”，一个人抽搐着倒下。这位受到刺激的记者立刻离开，并为此写下一首诗歌 ，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据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
二、关于特蕾莎修女的网文
按语：对于喜欢崇拜偶像的人来说，下面这篇文章应该是一副清醒剂。我们这个年纪看到过太多的人走下圣坛，当然也不在乎再多一个。理性，正是人类在自我认识上显得最需要。不妨说，所谓启蒙，就是就是勇敢地运用理性来面对自己和其他人！
美国世俗人道主义理事会的执行会长Matt Cherry就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Theory and Practice (Verso, 1995)一书采访了希钦斯本人。该书对特雷莎修女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问；根据民意测验，特蕾莎修女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妇女。她的名字是为人类服务无私奉献的代名词，那么为什么你要挑剔这个圣徒似的老太太？
希钦斯：这部分是因为那个印象如此广为流传。但是也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对此事不加质疑是我们面临的所谓轻信问题的征候。人们愿意相信任何披着神圣外衣出现的事情，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圣徒的观点，这些人本来应该用一种世俗或者理性的方式思考，然而他们却偷懒了。换句话说，在各种意义上，这都是一个未经检验的主张。
新闻界也没有对这件事加以调查——没有人真的调查过她做了什么。甚至没有人调查为什么应该是她，而不是其他许多非常无私的、献身于救济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苦难的人们得到了关注。为什么从没有人提到过她声称工作的动机是让人们改信宗教原教旨主义，改信天主教教义最极端的解释？例如，如果你问问大多数人是否赞同教皇关于人口的观点，他们会说他们认为这些观点非常极端。可是，现在有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就是宣传那种最极端的观点。
那是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是一种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为什么此前没有人对特蕾莎修女的理论或实践提过任何严肃的问题？关于她的实践，我不禁注意到她曾站在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的一边（杜瓦利埃是海地的前独裁统治者，于1986被赶下台——译注）。例如，她曾接受过“林肯储蓄与贷款公司”的骗子Charles Keating的钱（超过100万美元），即便有人告诉他这些钱是偷来的；她还是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最反动势力的同盟；她最近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爱尔兰不再成为欧洲最后一个宪法规定禁止离婚的国家；她的干涉总是及时地帮助了最保守和最蒙昧主义的势力。
问：你是否认为这是由于她是一个精明的政治投机者，还是由于她太幼稚而被别人利用了？
希钦斯：人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无法从真正熟悉他的立场上来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因为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是从观察她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她是幼稚的。我不认为她特别聪明或者她有着复杂的思想，但是我认为她在一定程度上是狡猾的。
她有很好的本能：她似乎知道何时何地可能需要她，现身的时候看上去仍然很朴素。但是从加尔各答到海地的太子港机场有很长的一段路，从机场到总统官邸也有很长一段路。你不能用寒酸的方式只穿一条简单的纱丽在在那里出现。需要提前安排和考虑到很多事情。你不会最后突然天真地发表一个演讲说杜瓦利埃家族热爱穷人。所有那些都涉及相当高级的计划和计算。但是我认为这种天才让它看上去很朴素。
特蕾莎修女的一位传记作者——几乎所有关于她的书都是完全缺乏批判精神的崇拜者写的——用一种无比惊奇的情绪说，当特蕾莎修女首次在梵蒂冈和教皇见面的时候，她是只穿着值1卢布的纱丽，乘巴士去的。这可以成为我对举止虚伪的定义。一个正常人至少会戴上她最好的头巾，乘出租车去。她这么做颠倒了朴素的方式。这明显是矫揉造作，经过了计算。然而这立刻被人写了下来，成为了她神圣与虔诚的迹象。 一个人不必太愤世嫉俗也能看穿这种行为。
问：你指出，尽管她非常公开地传天主教教义，特蕾莎修女在许多非天主教徒甚至在世俗者中间也享有神圣的名声。而她的声誉是来自她对加尔各答的病人和濒死者的慈善工作。她到底在那里做了什么？她的护理设施是怎样的？
希钦斯：那个护理设施简陋到荒诞的程度：原始、不科学，与医学科学所倡导的任何现代观念相去甚远。有很多文章——自从我的书出版之后我又收集了更多的——谈到了她对麻风病患者和濒死者治疗之原始和失败，以及她对药物治疗和预防的态度之原始和失败。说她照顾垂死者，这倒是非常正确，因为如果你只要不死去，她真的没有什么可提供的。
这很有趣，因为首先她只是宣称为人们提供天主教式的死亡，第二，由于大量的金钱主要是捐献给她的修道会，而不是由她的修道会筹措的。我们无法审计它——没有人曾要求清算账目，看看有多少钱按照她的指示使用了。用那些钱，她本可以在加尔各答建造至少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的教学医院，而不用担心费用。
如今她运行的设施和她最早成名的时候一样原始。所以，很显然钱没有花在这里。
问：你估计她收到了多少钱？
希钦斯：我有一个曾经积极参与特蕾莎修女的修道会工作的前成员的证词，她曾为特蕾莎修女工作了许多年，最后曾在特蕾莎修女设在纽约市的办公室工作。她负责把钱送往银行。她估计仅在那一个帐户中就一定有5000万美元。她说让她开始产生怀疑的事情之一就是修女们总是不得不假装她们非常贫穷，假装她们不能用钱为需要帮助的邻居做任何事。在自称贫困的外衣下，她们仍然请求当地的商人捐钱、出力，捐献食品等等。她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良心问题。
如果这是纽约一地的情况，而且既然我们知道了诸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其他的宗教机构、颁发世俗奖的组织等等机构给了她大量的钱，我们可以推测出，如果这些钱用于了救济苦难，我们本该能够看到效果。
问：那么5000万美元只是她的财富的一小部分？
希钦斯：我认为这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我们应该呼吁对她的组织进行审计。她小心地不把这些钱放在印度，因为印度政府要求外国传教组织公开账目。
我认为，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在120个国家开办了女修道院，这就回答了关于她的财富的问题。这些钱只不过被用在了让她的修道会更加荣耀，以及修建教条的、宗教性质的机构上面。
问：特蕾莎修女是如何变成了慈善和圣徒的伟大象征？
希钦斯：一位非常虔诚的英国政治和社会批评家Malcolm Muggeridge为了他热爱的事业而接纳了她，她也就从此变成了明星。1969年，他拍摄了一部关于她的生活的非常著名的影片——后来还写了一本名为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的书。这本书和这部影片都配得上“圣徒传记”的称号。
Muggeridge是如此轻信，以至于他真的声称他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时候神迹在摄影机前面出现了。他声称一个神秘的“温和的光线”出现在了特蕾莎修女的周围。这一主张很容易用摄影师本人的证词解释：他有一些柯达公司生产的供昏暗或光线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使用的胶片。这些新的胶片被用于拍摄采访特蕾莎修女。
（冲洗出来的）胶片上的光看上去很怪，摄影师正要这么说的时候，Muggeridge打断了他，说道：“这是一个奇迹，这是圣光。”
问：我们都是天主教公关机器的受害者吗？或者西方利用特蕾莎修女来减轻良心的不安？
希钦斯：你在问题里就给出了我的答案。长期以来，教会不太确定到底该怎么对待她。例如，在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候，印度次大陆的天主教会也在孟买开了一个相应的会议。特蕾莎修女出席了会议并说，她绝对反对对教义进行任何重新审议。她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新思想或者反思，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信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被印度的天主教徒认为是一个固执而教条的妇女。
我认为在教会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怀疑她太有野心了，因此她不会遵守教规，她想拥有自己的修道会。她总是请求离开，开始她的个人表演。在传统上，教会总是倾向于怀疑那种过分的热情。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由Muggeridge造就的世俗成果，当时他还不是天主教徒。
因此，这并非“信理部”（Holy Office）宣传的结果。但是当天主教教会意识到胜券在握的时候，它迅速地接纳了她。她是教徒们的最爱，而且也是吸引非信仰者或非天主教徒的绝好广告。对于当时的教皇，她也是一个用于对付教会内部改革者和挑战者的非常有用的武器。
至于为什么那些通常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或者怀疑论者的人们倾心于特蕾莎修女的神话，我认为这涉及了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屈尊心态，即多数人对于“地球上最可怜的人们”都稍感良心不安，因此他们很高兴感到有人会采取行动。也存在关于轻信的一般问题：一旦一个人的名声确立，人们就宁愿用他的名声来判断他的行动，而不是用行动判断他的名声。
问：特蕾莎修女的神话需要印度人在其中扮演不幸的受害者的角色。印度人对特蕾莎修女以及她给印度带来的形象有何感想？
希钦斯：我的书在印度出版的时候，我找到了来自印度的大量报道。这些书评绝大多数都赞同我的书。当然，这些书评来自印度的原教旨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出现巨大危机的时候。
许多印度人反对他们的社会和人民被描绘成的形象。从特蕾莎修女和她的支持者那里，你会得到一种印象，即加尔各答只有麻木、肮脏和悲惨，而人们端着乞讨碗，只有用手把苍蝇从眼睛上赶走的力气。对于一个非常有趣的、美丽的、高度发展的、有教养的城市，这真正是一种诽谤。加尔各答拥有大学、电影学院、电影院、书店、雅致的咖啡馆和非常有活力的政治。那里确实存在严重的贫困和人口过多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并没有那么多的乞丐。人们不会拖着你的袖子乞讨。他们对于不这样做而感到自豪。
加尔各答的灾难和痛苦之源恰恰是由于教会认为没有问题的人口过剩，以及附近地区大量流入的难民，那些地区是被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宗教和教派战争而毁灭的。因此，这些教徒欠了加尔各答很多，他们应该真正地用行动减轻他们造成的悲剧。但是他们假装正在这样做，这是一个大骗局。
你在你的书中提到特蕾莎修女被宗教右翼和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当成了宗教神圣的象征，用于打击世俗人道主义者。而原教旨主义新教徒在传统上是非常反对天主教的。
是的，她是美国反堕胎阵营的海报女郎。她首先被Ralph Reed被当作基督教理想主义和家庭价值的典范，后者是Pat Robertson阵营名义上的负责人。这是一种更大的问题的症状，我称之为“逆向泛基督教主义”，这是在天主教极端主义者与新教极端主义者之间的机会主义者的联盟，他们过去都习惯于相互排斥和谴责对方。
在私下里，Pat Robertson对其他基督教宗派的态度只有蔑视，包括蔑视其他极端新教宗派。但是在公开场合，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强调它非常非常愿意与天主教结盟。在宗教极端主义者中间有一种浅薄的、机会主义者的泛基督教主义，而特蕾莎修女非常愿意和乐意帮忙。她完全知道她在为谁工作、和谁工作。但是我认为，在做诸如前往爱尔兰干预关于离婚合法化的公民投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最近这样做了），她是最高兴的。
顺便说一句，书中还没有展示一个有趣的角度。在爱尔兰关于离婚合法化的公民投票期间，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会威胁拒绝给想要再婚的妇女提供圣餐。没有任何例外：不论你是否嫁给了一个殴打你并对你的孩子进行性侵犯的酒鬼，你在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都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而那正是特蕾莎修女干涉爱尔兰的时候所支持的立场。
现在换一个场景：特蕾莎修女是戴安娜王妃倾诉忏悔的人。她们见了好多次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双边的兴趣；我不清楚她们之间谁需要谁更多。但是特蕾莎修女在接受Ladies Home Journal（拥有数百万美国妇女读者的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她听到戴安娜王妃离婚了，她真的很希望这样，因为那样她会更加幸福。
因此毕竟还是存在宽恕的，但是需要猜猜宽恕是给谁的。没法说得比那更加直白了。我自己感到有点吃惊，因为尽管我认为特蕾莎修女有很多欺骗性质的事情，我也认为关于她有许多真实的事情。无论如何，她被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婚姻是上帝的作品，它是凡人无法解除的。但是当她从内心深处说话的时候，她对离婚更加宽恕。
问：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是关于灵魂通过受苦而得到救赎。在特蕾莎修女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她认为受苦是好事，而且她在她的诊所等地不使用止疼药。她对她自己的健康也持相同的态度吗？她的生活方式与她所鼓吹的一致吗？
希钦斯：我曾不太愿意在我的书中谈及这些，但是我后来决定我不得不公布她曾说过穷人受苦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事情，而这种悲惨和痛苦的例子之崇高极大地帮助了这个世界。
问：真是可怕的话。
希钦斯：是的，事实上很邪恶。不幸的是，说这不符合基督教教义是不正确的，尽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那正是基督徒所相信的。在我看来，它纯粹是一种邪恶的观点，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点。
她上了年纪，她有很多自身的健康问题，而她自己去了西方最昂贵和最好的医院。我不愿在书中提到这些，因为这看上去仿佛是人身攻击，而我永远都不想那样做。我认为恨罪而爱罪人的教义明显是愚蠢的教义，因为这是一种伪对立，不过有一种形式的对立在道德上是可以辩护的——无疑，在争论中一个人只应该攻击论点，而不应该攻击提出论点的人。但是现在这个例子的反差似乎太大了（以至于不值得这样做）。
她的设施一无是处并不是关键，但是它们根本就不是医疗设施。她运行的所有设施都不起作用；据我所知，她们的目的并非治疗。公平地说，她也确实从未声称治疗是她的目的。尽管她确实接受了一些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会这样做的人们的捐助，我还没有发现在任何场合她给出她的工作的错误印象。唯一能说她对这个错误印象的传播负有责任的地方，就是她不动声色地接受了由于那种错误印象而收到的东西。
问：但是如果人们因为垂死而前往她的诊所，而他们需要医学照顾，她是否把他们送往合适的地方？
希钦斯：根据一些证人的证词，没有。我出版了好几位证人的记述，我可以验证他们的证词，而且我与加尔各答和其他传教机构的前志愿者还有很多通信。当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震惊地发现，他们忽视了一些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发现抱着错误印象来到那里的人们认为他们会受到医学照顾，但是这些人不是被忽视了，就是没有得到任何建议。换句话说，任何怀着减轻严重病症的希望而前去那里的人们都犯了巨大的错误。
我写完这本书之后，曾经为特蕾莎修女工作的人联系了我，提供了许多证词，以至于我几乎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个续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