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 转型经济学是当前经济学界的热门领域之一。然而这一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产权结构还远未研究清楚。它所借用的理论工具主要依赖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的产权理论及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如现代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是把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它相信界定清楚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是最优的经济制度安排。正是基于这个结论，迅速的私有化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转型的首要步骤。
然而，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而至今仍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和东欧、俄罗斯采用迅速私有化改革后所导致的经济的负增长使得人们对这个结论的普遍性和适应范围感到怀疑。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保持9.5％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在此期间，非国有经济部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0％以上。在非国有经济成分中，尽管许多集体企业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①但其经济效率接近产权明确的民有产权（Svejnar，1990；Pitt-Putterman，1992）。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及与之伴随的经济高速增长使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能在那些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存在的情况下，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Blanchard-Fischer，1994，第4页）另一方面，采用迅速私有化改革的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却问题重重，这些国家经历着持续的经济混乱和国民产值的严重下降。这样，产权模糊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采用迅速私有化之后却使得经济大幅度滑坡的强烈对比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更一般的经济理论框架，在仍假定人是理性的条件下，可用来考虑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情形下的企业产权所有制安排选择问题，并能用来探讨制度转型的策略和方式问题呢？本文将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一、传统理论的局限和本文要说明的问题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为私有经济辩护的，其主要论断是认为私有产权安排是最佳的经济制度安排。但它的私有产权是最优的产权安排这一结论的成立是基于许多隐含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是转型经济以及其他非规范经济所不具备的。这些理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假定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所有制）是外生给定的。此外，所有这些理论模式都基于三个隐含基本假设：所考虑的经济社会具有充分的经济选择自由，采用分散化决策进行生产活动，及具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①然而，现实中的经济社会很少能与这些假设相吻合。尽管这些隐含假设条件较为接近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但这些假设条件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私有经济受到限制、政府大规模的干预经济活动、转型经济或经济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经济制度是非常不恰当和不现实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和制度的安排被假定是作为外生给定的，制度安排的最佳选择被排除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这样，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情形下的经济制度选择问题。而这些正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经济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因此，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产权理论都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比东欧、俄罗斯迅速私有化的激进改革方式要成功；以模糊产权为特征的乡镇企业为什么会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利用传统产权理论来进行迅速私有化的东欧、俄罗斯的改革至今还没有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因。
既然现有的经济理论工具不能用来研究和指导制度转型中的经济问题，人们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框架，它可用来研究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产权所有制安排的选择问题，并能用来探讨制度转型的策略和方式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出这样一个产权理论模型。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所有制的安排是内生的，经济自主化及市场体系完善的不同程度将决定所有制最优安排的不同选择。最优产权安排是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福利效益的比较来决定的。这样，新的产权理论推广和改进了传统的产权理论。此外，这个理论也为笔者曾提出的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三阶段论（自主化、市场化、民有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和理论基础（见田国强，1994）。
本文提出的模型概括了非规范经济环境中的一些本质特征。在模型中，除考虑通常的两种有形的投入资源：资本和劳动，还考虑了另外两种有用的非市场资源：管理能力和处好政府关系能力。当存在大量行政干预，市场缺乏或远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两种资源对有效地进行生产将发挥实质性重要作用。与政府部门具有良好关系可使得一个企业得到更多受到政府部门掌握或控制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一般说来，民营企业家具有相对管理能力的优势，而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管理人员（如地方政府官员、国企经理）则具有处好政府部门关系的相对优势。②在模型中，我们将用ρ（0≤ρ≤1）这一参数来概括市场完善、分散化决策及行政干预的程度。这个参数的引入刻画了这两种能力的相对重要性。ρ接近于0表示经济环境是中央极权，经济管制，市场相当不完善。当ρ=0时，经济系统退化成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所有生产活动由指令性计划来决定，此时管理能力不起作用。当ρ=1，意味着市场体系完善，此时政府关系的能力已不再重要。模型中，我们考虑三种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民有、国有、集体所有。③民有制能发挥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国有制能发挥官方经理的政府关系能力，集体所有制（混合机制）有一种特殊性，即给企业家发挥管理能力的机会，同时又可以利用政府关系能力。本文想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哪一种所有制安排从社会总收益的角度看是最优的。
我们将能证明：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即经济环境非常不规范），则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企业更有效，这样国有制将会是最佳的所有制安排形式；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有效；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我们还将能证明，当经济具有非规范性时，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的不同也将会影响企业产权的所有制安排。这三种所有制都可能是最优的，这将取决于民营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的相对优势大小的比较。
新的产权理论可以用来讨论非规范经济，特别是转型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革的方式与策略。例如，本文将回答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民有化方式更适合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问题。我们将论证，在机制转型过程中，大规模的民有化改革之前，首先应该进行的是改善经济环境，即承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尽量采取分散化决策方式，运用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笔者（1994）曾论证这是一个经济机制运行良好的四个基本条件。中国经济自主化（即所谓的松绑、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迅速私有化之后的经济大幅度滑坡，也许验证了这些结论的可信性。
本文的理论结果也许可以用来解答最近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方式的一场学术争论的是非（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6；张维迎，1996）。在这场争论中，一方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是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是改变企业的产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制度。我们的理论结果表明：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首先应改善经济环境。但企业的产权所有制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必然会随后发生变化。
新的理论框架同时还从一种新的角度解释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能够如此迅速的蓬勃发展。在经济学界，对乡镇企业的高效率已有四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用传统的中国文化加以解释（参见Weitzman-Xu，1994）。第二种从行政结构的角度，基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互相作用的角度进行解释（参见Chang-Wang，1995）。第三种是风险分担理论，讨论在灰色市场和模糊产权的经济环境中，集体所有制产权安排的合理性（参见Li，1995）。第四种是Che-Qian（1995）的解释，他们将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定义为乡镇社区而不是本企业。在本文中，我们将给出另外一种解释，它是基于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对某些非市场资源的利用，而政府行政官员或经济管理人员在这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