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田国强教授
各位同学，老师：
非常感谢主办这次论坛的同学们，这是一个盛会。我在TAMU工作近20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有4，5个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主办这样的大会，由TAMU, UT-Austin, Rice，Houston等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我觉得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同时也非常感谢白教授对我的个人介绍。大会给我的演讲时间是40分钟，其中10分钟用来给同学们提问。正如白教授介绍所言，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经济学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其实也就是为学生打工。我想尽量在30分钟内讲完，留更多的时间给同学们提问，与你们沟通，互动。
这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好，有特色，都是同学们非常关心、涉及到自身发展的问题。上午的主题是：是否在美国当官，从事行政工作。下午的主题是：是否回国发展。个人觉得是否回国发展比是否在美国当官是一个更为重大的决定。大会的主持者希望我对这个选择给出建议，我觉得我很难给在座的各位给出一个肯定的建议。但是，我想从三个方面谈， 希望能帮助各位对是否回国做出一个理性的、正确的、最佳的选择。
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做选择时所需考虑的基本因素，也就是做选择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什么。按经济学家的思维，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总希望能做出最优选择，我也三句话不离本行。做出一个决定，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即使很多人读过经济学，在自己作选择时，却也往往忽视了最根本的选择因素。做选择时所需考虑的两个最基本因素是：自己的主观愿望或兴趣，以及客观现实约束条件。做出一个决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2个因素：一是主观愿望，即经济学中所指的效用、偏好、幸福度或满意度。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往往被大家忽视。经常有学生在选择博士论文的时候来问我：“田老师，哪个经济专业最火，最好找工作？什么样的论文题目在美国能找到好的工作， Pay 得高？”我觉得这些同学注重了一些外在的东西，如专业赚不赚钱，却忘记了自己是否有兴趣，在主观愿望上愿不愿意，即作选择时忘记了经济学上的所说的自己主观的偏好、幸福度或满意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思维，至少是不全面地思考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正如上午讲的，当不当官，可以选择当官或不当官。；对于回不回国的问题，可以选择回国或不回国。如去公司或做学问，或许将来能像杨振宁那样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或回国，像邓稼先那样为社会或国家做出巨大贡献。这样，回不回国的问题，对自己来说，就是能不能让自己更加充分地体现人生价值的问题。如何决定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兴趣或幸福度这一主观想法。大家是否知道以下这一方面的数据调查？在所有的行业里面，根据满意度，自己给自己打分，哪一个行业的得分最高？答案是教授。（听众大笑）怎么会是教授？即使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天天也在忙，没有周末，下班后也在工作，整天可能呆在实验室，简直是Crazy,书呆子，怎么会happy？其实，教授是最happy的，因为他们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当然最happy。对于回不回国的问题，应当从兴趣、性格来考虑。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客观现实环境是否适合你，承担风险的能力怎样，还要从长期和短期效应等多方面来考虑问题，即下面我着重要谈的第二个内容。所以回国的时候既要考虑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专业是不是很火，以及是否有个好心情等等。在考虑主观愿望的同时，一定还要结合客观因素——这正是我说的第二因素。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将效用和约束条件一起考虑，这样才可能有最佳选择。客观环境，就是看环境是不是适合你发展。作为过来人，我自己的经历比较复杂，工农兵学商都经历过。我以前当过工农兵，下过乡做过农民，上过工农兵大学，即工农兵学员，现在在农工大学工作。我们A&M大学也有军校，我现在在这个工农兵大学工作。因此对于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情况，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了解的。
第二个想谈的问题是“知彼”问题，即要对两国现实环境有一个尽可能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战一败；不知己也不知彼，什么事也干不成。对于回不回国这个选择做出决定，要对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学术、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环境因素通盘进行考虑。因而，做出决定前，应对客观环境和具体情况摸透。我下面提出的这些不见得给出了一个完全准确的描述，只是个人想到的一下环境因素，其他的还有待于在随后的圆桌专题上由其他几位教授补充。
我觉得，回不回国，确实是个重大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问题，才引起大家，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关注。我83年来美国，至今20多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学生对回不回国这个问题，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肯定不想回国。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不回国，比如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等措施，想尽一切办法留下来。80年代后期就有这个学校的一个物理系的博士生找了一个又丑又跛又老的美籍华人女性结婚，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待下来。所以在80年代，大多数学生的选择就是不回国。为什么不回国？因为当时美国的学术环境、生活条件跟当时的中国这些方面比，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通过2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在美国可以买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可以买到；美国有的东西，中国都有；美国基本没有的东西或不普遍，中国也有或非常普遍，如众多、各式各样、遍地开花的餐馆和娱乐场所，如洗脚（听众大笑）。在过去的28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一直以9.5%增长率向前发展。我相信这个速度发展还会继续一二十年。中国的巨大发展前途，中国走向富强、发展迅速的大势，会吸引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去，感觉回去更有成就感。当然，该不该回国，具体到某个人，是有些差别的。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经济学院院长，虽然很辛苦，但感觉到有一定的成就感。我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担任这个职务已有2年多时间，进行了一些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我们学院已从北美招了20多个人回去了，并且是全职回去的，有些是在美国从事多年教学的副教授，有些是刚毕业的。他们中有哈佛、伯克力、普林斯顿、牛津的，我们TAMU也有，加拿大多伦多等世界名校拿到博士学位的也有。我们对这些人实行双轨制，给这些应聘的教授较高的待遇。
是否回国当然还要看你的性格是否适应中国或美国的现实环境。因此自身的性格对是否回国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性格方面，如果喜欢安定的环境，不愿冒风险，喜欢阳春白雪的研究，不浮躁地平稳地生活，至少在现在，美国的学术和生活环境比大陆的状况还是强得多。从做研究的角度看，如纯粹的研究，在美国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如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当然这很难，绝大部分人做不到。但另外一方面，你若追求更大的成就感，希望自己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让自己所学和所做的研究具有更大的外部效应性，想培养学生，那么在美国，有很多的人做得比你好，你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没有那么高。但在中国，当你带着前沿的知识回国，在你的所学领域，就会受到很大的尊重。你很可能在一个学校，一个学院，一个系，发挥巨大的带头作用，就是所谓的学术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从而使你的Social value 得到实现。在美国，也有人做得非常好，如学术上的杨振宁，如在咱们学校当官、从事行政工作的赵伟教授。但如果回国的话，如周济，就做到了教育部部长。什么样的人适合回国，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回国，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国外留学回去，使所学知识得以普及，具有重大的社会外溢效应。如果你想获得成就感，回国就可能把所学发挥出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经济学的人回去了，像我这种兼职的在国内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国内招聘了很多国外留学生回去。如想担任一些行政职务，经过一段时间，你也许能很快就能成为系主任，院长，校长。
当然，要回国的话，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能够吃苦耐劳，拿下身价、放下脸面做人、做事，甚至你的理想也许不能实现。中国的情况跟美国确实不一样。在美国大学工作很单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需要看上级领导的眼色行事，只要做好研究，就可以了。但在中国，这不行，见了领导，见了上级，要象其他人一样，要表现出尊敬，否则得罪了上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的。在一个社会中，无论是合理不合理，或好坏，你需要随大流，很难做到洁身自好，否则总是会吃亏，因此我们的同学们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显得清高自大，不合群，其结果会影响到自己做事。
还有，在中国，一方面可以是学科带头人，促进中国的科学研究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要影响一大批学生，一批学校，也可能需要做行政工作。当然，在中国要做好一件事情，也需要充分意识到它的艰巨性，比如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去上海财经大学担任经济学院的院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总结了一下，做好一个院长，需要满足8大必要条件、3大客观条件与5大主观条件。第一个客观必要条件就是要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把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应用到中国去，就一定要得到校级领导的支持，否则很难做出大的事业。上海财大的校长是中国十多年来最好的校长。财大的校领导有很好的眼光，我们上海财大现在做的事，所具有的先进的教育理念，正在影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校。
第二个客观必要条件就是需要有“三权”：财权、事权（行政权）以及人权（人事权）。在美国，总统、州长、参众议员虽是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但一旦当选后，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学校也是如此，一旦职位确定后，在学校是校长说了算，在学院就是院长说了算。在中国就不大好做，大多事情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院还好，是院长负责制,当然还是象在国外一样，需要服从上级的领导。所以，需要三权。一是财权，没有财权是不行的，钱也许花不到你想要花的地方，有人要和你捣乱，不会和你合作，把钱用到别的地方去，甚至将钱批给与你总是作对的人，用钱收买人心来反对你；二是人事权，有引进什么样的教师的权力；三是行政权，对学科调整的权力。这就是说，要办成一流的大学，要重视1个F（faculty）和2个S（student and stuff）。没有一流的教师和先进而又合理的课程设置，怎么能出一流的人才，成为一流的大学。当然也需要一流的学生。中国有很好的学生，素质好，也很好学，就是缺少一流的师资和配套的课程设置，你没有引进老师的权力，没有从事教学改革的行政权力，你怎么能做这些。我不知道别的学科怎么样，至于学文科的学生，如经济系的学生，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在浪费时间，整天就是三厅——歌厅，舞厅，餐厅。学期末才来一次考试，好多学生就在最后一个星期才开始复习，背一背书就考试。学生时代一定要珍惜时间学习，人生最好的学习时光是在大学。这个时候没有家庭负担和行政事务，是学习的黄金时间。但你怎么让学生去这样做，你就需要又能抓教学教风的行政权力。现在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不一样了。我们要求像在美国学校一样，有term paper, homework, midterms。上海财大有800多学生在学高级宏观、高级微观等三个系列。现在北大、清华、人民大学、中央财大、西南财大和厦门大学都都开始大举从海外招聘人才。如果有这些三权，并且也了解中国国情的话，确实可以把事情做起来。
另外一个客观必要条件是要有充足的编制，允许你能招许多国内外非常优秀的人才。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在2年内已从海外招了20个，明年准备再招10个，这样就有三十个，将大大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
另外回国的话，也许还需要满足5大主观必要条件。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①具有较强术水平，否则在学术上不会受到充分重视，所以同学们现在要刻苦学习，学好本领；②具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否则做不出成绩来。因此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要适当地参与和组织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活动中担任组织者；③要有必要的各种关系。关系在中国非常重要，由于还有许多事情不是严格按法律规定做的，因而关系在中国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要学会与人相处和善于与人相处；④舍得投入，要舍得花很多的时间执着地去做事情。我每天要为财大花10多个小时，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⑤要甘当韩信，需要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这一点在中国做事非常重要，要放得下脸面做事。如果你觉得你是留学回去的，瞧不起人的话，那就啥事也干不成。应当谦虚谨慎，相信每个人至少在某个方面还是有特长的，比你强。所谓“人低为王，水低为海”，你放下脸面做事，谦虚谨慎，做事认真负责，就会大大增加你成功的可能性。你如果成功了，就有很大的社会效益，就会感觉到很大的成就感。在中国，教授现在早已不是臭老九了，而是最富裕的阶层（除企业家和贪官外）之一。除工资外，他们大多有科研课题，还有各种创收渠道，如顾问费、演讲费、专家评审费等，另外还可拥有很多资源。一个比较优秀的回国人员，如想承担一下行政工作，很容易能担任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院长、系主任等。一旦如此，你就可以发动一批人和你一起做事。比如我，在这里只是一个教授，好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在上海财大，有一批人帮我一起推动经济学的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如副院长、院长助理、行管人员以及院里的教师等，都可以帮助我把一些想法发挥出来并变成现实。
总之，回不回去，我觉得确实要看个人的性格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区别对待。回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刚毕业就回去的同学，很难再回来。因此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充满了希望又需要冒险。只有冒风险，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不担风险，就不可能成功。就生活而言，在美国是安定的，在中国可能是浮躁的。生活是多姿多彩，卡拉OK，洗脚，桑拿浴，都很popular，人人忙于发财。这不只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性格，外国人也一样。美国教授去中国洗桑拿浴，高兴得不得了。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所有的人），比如回国后干得不错的经济学家，收入比我们这里当教授的高多了，甚至有些人年收入达到几百万，名气也很大。国内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回国，有得有失，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如在这方面没做好准备，就会遇到挫折，即使学得非常好，也是很难成功的。
这样，自自然然我要谈到的第三点就是要做到“知己”：也就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看在国内做事是不是很符合自己的性格，自己要了解自己，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别人了解自己。我发现许多学生，跟社会没有来往，心理素质不好，承受不起任何打击。国内总出现学生跳楼的现象。我经常跟财大的学生讲，一定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我不希望看到发生跳楼的事件。发生这样的悲剧，往往是由于那些人性格封闭，不愿与人交流沟通，受不了打击。我觉得让别人了解你的最好途径就是与人沟通，遇到问题，遇到困难，要与人沟通。人生会遇见很多挫折和磨难，不要想不开，一定要与人交流，这样才能想得清楚，想得透彻。我在上海财大担任行政职务后，才发现以前的我可能就属于领导不喜欢的一类——不太与领导沟通，喜欢挑刺。如果只是做研究和教学，这问题不大，可能会好得多。但在政府部门和企业，我觉得与人沟通，向领导汇报非常重要。通过沟通与汇报，让领导以及其他人了解你，了解你的人品和性格。诚实做人，认真做事，领导和外人一定会相信你，重用你。这些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但绝大部分学生做不到，就是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任性做事。我通过上下两个层次，既做老百姓又做行政，了解领导和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人。现在在财大的经济学院做事，我很快就相信了一批人，也重用了一些人。有些人做事斤斤计较，且又不认真，就让人感到厌烦。一个人做事要取得成功，就要舍得付出，没有舍，哪有得？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最后总能得到领导的重用和大家的信任，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的。
因此，我觉得不论做人还是做事，要按下面二十个字行事：①对人以诚，诚实非常重要，我看到一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事情讨价还价。老子说：“ 欲得之，先予之”。经济学家讲，要想有产出，就要有投入。在座的各位，你要想想你愿意为社会，企业和单位付出了什么，不要轻易与老板讨价还价。你要得到什么，就要先付出。老实人从长期来说会获得好处，狡猾的人越到后来越吃亏。对于挑三拣四的人，我就不用你，有好处就是不给你。所以对于老实人来说，我们都会说这个人很好。②处事取信。做事一定要讲信用，说过的话一定要算数，做过的事要承认，否则没有人愿意与你共事、做生意或合作。我就经常对人说，我许诺的事，往往比签合同还厉害，我会认真遵守。对人以诚、处事取以信，确实太重要了。不要掩盖什么东西，一个谎话用十个谎话来掩盖，十个谎话用一百个谎话来掩盖。诚信，无论是对自己的朋友、家人，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公和老婆特别重要。我经常开玩笑地说：“我经济学是副业，社会学是博导，家庭婚姻学是超级博导。”这些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③取长补短。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但往往只看得见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而认为别人不行，就是没有看见或不承认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又不愿意了解别人、让信息尽可能对称所造成的。人当然对自己的东西最了解，对别人的不太了解。有时对别人没有充分了解就想当然地得出结论：我的东西最好，理论最妙，我是最行等等。由于没有了解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就容易把自己的长处与对别人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也就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比较，从而得出自己比别人强的结论，也就成为所谓的“井底之蛙”。但是我觉得任何人都有他的特长。上午赵伟老师谈过每个学校都有特色，所以我们A&M 跟MIT一样好，可能在有些方面我们比他们强，我也可以说，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也跟北大清华一样好，至少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好。无论是谁，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取长补短。对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定要清楚。④求同存异，保留各自差异，一起追求大家共同的东西和兴趣。team work 在美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公司。有些工作就不太要求team work，如做教授，特别是经济学教授，不要计算机，不要各种人工。还有数学系教授也是如此。但在很多情况下，team work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求同存异，才能合作做好事情。⑤区别对待。对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处理事情时候可能需要区别对待，也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总的来说，选择回国，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把我的想法、我所知道的讲出来，供同学们参考。由于时间关系，不能非常详细地讨论这一重大选择问题，只是根据自己的体会，对选择的思维方式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要多与别人沟通，这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企业界，个人的沟通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不少情况下，国家间的战争，家庭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论、斗争，很大程度是缘于没有充分沟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误解误会所造成的，当然也有许多是由个人或一个单位的本性所决定的，没有办法的是，需要面对，且作为外部所添加的成本来考虑。怎样消除误解，沟通和谈判就是最好的方法。经济学家对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信息更加清楚，消除误解，达成与人一致。如果做到这一点，在国内办事情还是比较容易的。做事或与人打交道时，首先要尽可能消除误解、误会。误解和误会消除后，通过沟通达到理念上的一致。实在达不成一致，别人也能理解你，尽可能照顾你的情绪。或者由于你求他，他就不好意思反对你去做，这样你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个idea，是从我的学生经常请求我办事而体会到的。有些学生，请我写推荐信，我本来不想写，可是他们经常求我，就写了。所以，真诚地与人沟通，尽量地与人交流，对社会、家庭消除误会，放下面子，达成一致。通过这种方法，我很快就与财大的不少老师、领导关系处得较融洽。我下过乡，当过农民，能喝一些白酒，所以我就与他们喝，距离很快就拉近了。他们愿意帮我，一方面是他们认为我得想法不错，另外一方面是觉得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觉得我是性情中人，就把距离拉小了。不少人说我能放得下面子做事。我想，为个人的事，我很少能放下面子，要低下头是很难做到的。但我觉得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是让学生受惠的，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有用的，我就会去做，不存在什么掉面子的问题。比如学生可能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以为读大学是为了镀金，为了好玩，为了文凭。我就告诉他们要看得远一点，要好好学习，尽管财大培养的学生不见得都做教授。但是，只要学到真本事，到任何企业或者单位，就会有很好的素质把事情做好。我经常跟我财大经济学院的学生说，尽管财大是研究型的大学，95%的学生毕业后不是从事研究的，可是有必要把你们培养成为社会、企业、政府部门需要的，具有自我学习、自我创新能力的领导型人才。通过这样的交流沟通，越来越多的学生支持我们的改革，由此可见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这些演讲和讨论能对你们的人生抉择，对做事和学习有所帮助。我想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6年11月19日
（曾斌博士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过目）
source: 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92510&ID=100468&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