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维茨走了，但是他所开创的时代远未逝去

　　听到先生赫维茨教授于2008年6月24日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的突然和痛苦。记得去年12月与先生联系时，告知他我正在组织将他和斯坦利·瑞特关于设计信息有效机制的算法的学术专著《经济机制设计》翻译成中文时，赫维茨非常高兴，还一口答应为其作序。我想他身体还好，不必那么着急，等将书稿完成后，再催其写中文序言，想不到时隔半年，译书未竟，先生却已溘然长逝，对我及读者造成极大遗憾。
　　
　　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1917年8月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在波兰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并于1938年在华沙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同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短期学习。二战爆发后，身为犹太人的他辗转波兰和瑞士，直至1940年移居美国，侥幸逃脱法西斯的魔掌。次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以及芝加哥大学“数学三剑客（Mathematical Trio）”之一奥斯卡·兰格的研究助理。这两位也都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前者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分散模型，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社会主义经济。
　　
　　二战期间，赫维茨成为芝加哥大学气象学院的一名教师，但主要从事经济学系统计课程的教学。同时，他还任职于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该委员会致力于对计量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费希尔、克莱因、阿罗等也在赫维茨之后相继加盟该委员会。1951年，赫维茨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为经济学和数学教授，并相继担任统计学系主席（chairman）、校董事讲习教授（Regents’Professor of Economics）、柯蒂斯·卡尔森讲习教授（Curtis L. Carlson Professor of Economics），直至退休成为明尼苏达大学名誉教授。
　　
　　赫维茨一生从未获得任何经济学学位，通过自学和听课，成为世界顶尖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荣誉。比如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院士（一年只有一个，比美国科学院院士更难拿）。在之前的20多年里，他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对象，却年年与之擦肩。赫维茨笑言，“熟悉我研究领域的人都相继死去，我不再有这个期待。”
　　
　　然而，应属的荣誉还是不期而至。2007年10月，他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马斯金、芝加哥大学的罗杰·B·迈尔森因创立和发展了机制设计理论，一道分享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赫维茨还获得过美国总统奖，这个奖对美国人来说，比诺贝尔奖还难拿，至今只有四位美国经济学家拿到总统奖，其他三人分别是阿罗、萨缪尔森及弗里德曼。
　　
　　赫维茨享有“机制设计理论之父”的赞誉。1960年，他以一篇题为《资源配置中的最优化与信息效率》的论文拉开了“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序幕。后来，他又写了《无须需求连续性的显示性偏好》、《信息分散的系统》等一系列著名论文，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73年，赫维茨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论文《资源分配的机制设计理论》，从而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基本框架。
　　
　　机制设计理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息成本问题，即所设计的机制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信息（运行）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赫维茨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首先严格地证明了：竞争市场机制是惟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经济机制。他与一些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证明：在自利性假设及凸性假设下，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竞争市场机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二是激励兼容问题，即在所设计的机制下，使得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这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都可归结到这一点上来，比如委托－代理问题、契约理论、规章或法规制订、公共财政理论、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制度设计等。这两个问题也正是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所要解决的。
　　
　　其实，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一般都可以通过三种基本制度安排的某一种来实现：（1）强制性的法制；（2）诱导性的激励机制；（3）形成“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法理）及诱之以利”。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主要应该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应该少管，也就是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让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实现和谐兼容。在信息容易对称或监管的交易成本较小时，可以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这种强制性的方法。通过这两种制度安排，长久以往，就慢慢形成了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这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
　　　
　　除了在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奠基性成就，赫维茨还做了许多其他开创性的工作：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对动态计量模型的识别问题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早在1947年就首先提出并定义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概念，理性预期学派已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其代表人物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分别获得1995年和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赫维兹对如何从需求函数的存在来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这一可积性结果也作出了重要工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他和阿罗等人还对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赫维茨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授机制设计理论。为了访问中国时方便，他还自学中文，认识了好几百个汉字。此后，1985年赫维茨曾到华中科技大学讲过一个多月的课，并担任该校的荣誉教授。同年，他还为由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举办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福特班”的首期学员上过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现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陈晓红教授就曾经听过先生的授课。
　　
　　噩耗传来，昔日与先生共处的场景又一幕幕重新在我脑中闪现。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我的博士论文第一章初稿是1984年底完成的，一个星期后先生将论文交还给我。他把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论文上写得密密麻麻。先生告诉我写论文一定要直截了当，不要故弄玄虚，不常见的术语要给出定义，新定义还要适当作经济含义方面的解释，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证明要严谨，还指出了论文引理中一个错误。我就读明尼苏达大学期间，还时常被邀请到先生家里作客，与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聊学习、生活以及他喜爱的中国话题，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在先生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2000年的时候，先生为了他与林少宫教授“近半个世纪的亲密友情”而第三度访问华中科技大学，并参加林老领军的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的成立典礼，那年我还陪着先生一同游览了武汉著名佛教圣地归元寺和黄鹤楼。
　　　
　　先生走了，但是他所开创的时代并未逝去！